戒律是佛教僧团得以维系的基础。汉传佛教中，专门研习与传持戒律的宗派称为律宗，因唐代道宣住终南山，又称南山律宗或南山宗。它不以玄妙的义理见长，而以对僧团行为规范的系统整理为核心，是汉传佛教中较为独特的一支，也是理解寺院制度史的关键入口。

戒律的文本源自印度各部派所传的律藏，主要有五部律。中土译律实行受戒，始于三国时期。魏嘉平年间，中印度僧人昙摩迦罗到洛阳，见汉地僧人仅落发而未受戒，遂译出《僧祇戒心》，并请梵僧设立羯磨法，举行传戒仪式，被视为中土传戒的开端。此后，安息国沙门昙谛译出法藏部羯磨，僧众受戒多依其做法。

《四分律》译出于姚秦时期，但此后六十余年一度少人研习。北魏孝文帝时，法聪律师在平城开讲此律，并口授弟子道覆撰作疏释，研习之风由此重新兴起。北齐慧光博览律部，师承道覆，撰有多种注疏，门下弟子众多，为后来律学的发展积蓄了条件，律学传承由此渐成规模。

道宣是律宗的实际创始者。唐武德年间，他入终南山，先后住白泉寺、丰德寺，后移居净业寺，潜心研究律学。他撰成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《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》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》，合称南山三大部，另有两部合为五大部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建立起以《四分律》为根本的律学体系，正式创立四分律宗。

道宣的律学特点是以《四分律》为基，综括诸部，会通大小乘，并运用大乘教义阐释此律，使戒律具有大小乘互摄的意味。他把律学的教理分为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四科，从规范、依据、实践与表现四个层面加以说明，使戒律学成为一套有条理的理论。他又把佛法判为化教与制教，定慧之学属化教，戒学属制教，主张三学圆融。乾封二年（667年），他在终南山创立戒坛，制定传戒与受戒的仪轨。

唐代与道宣同时弘传《四分律》的还有两家：法砺所立的相部宗与怀素所立的东塔宗，史称律宗三派。三家对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，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南山一派影响渐广，绵延后世。道宣在理论上也吸收了当时新译唯识学的观点，以阿赖耶识所含种子说明戒体，形成心法戒体说。

义净是律学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。他为求取更完整的戒律文献，自海路西行，在那烂陀寺研习说一切有部律多年，归国后译出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》等大量律典，并撰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，记录了印度寺院的日常制度与羯磨法会。他的译介为汉地戒律实践补充了新的参照，也丰富了律学文献的版本系统。

戒律与清规互为补充。百丈怀海所制的丛林清规，把僧团的作息、劳作与事务管理纳入规则，与戒律共同维持寺院秩序。传戒仪轨中的羯磨制度通过集体会议处理僧团事务，体现了僧团自治的传统。这些制度上的安排，使佛教的组织形态在汉地逐步稳定下来，也为寺院的经济与教育功能提供了保障。

律学传统对僧团管理与寺院生活产生了长久影响，后代注疏与传戒实践多以其为依归。宋代以后，律学与禅、净等宗派相互配合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寺院仪制。近代以来，弘一等人重新整理南山律学，推动了对戒律文献的研究与整理。南山律学也东传朝鲜半岛与日本，日本律宗推道宣一系为重要渊源。

作为制度史与文献史的组成部分，律宗的研究至今仍具有价值。它保存了古代寺院组织、仪轨实践与法律观念的丰富材料，为理解汉传佛教的实际运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。

《四分律》的传译与弘扬有清晰的脉络。该律由姚秦时期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译出，此后长期为汉地僧团所依用。唐代道宣在终南山潜心律学，撰成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》与《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》，后世合称南山三大部。他把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列为四科，从教理、受戒、持守与行相各方面建立体系，南山律学因此成为汉传律学主流，为僧团行事提供了细致依据。

戒律的传持与僧团制度关系密切，也牵涉到与其他地区的交流。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传戒，历经多次失败最终抵达，把授戒仪轨与律学典籍带到当地。律宗内部在唐代还形成南山、相部、东塔三派，对戒体的解释各有主张，彼此往复论辩。这些讨论虽属专门之学，却反映出汉地僧团在受戒、持戒与僧团管理上的实际关切，为整理宗教制度史与文献学提供了重要材料。

本条为宗教制度史与文献常识介绍，不涉及宗教活动组织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佛教协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