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郊，是佛教初传中原阶段营建的一处重要寺院，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。它得名于白马驮经的传说，与东汉时期的求法与译经活动联系在一起，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占据独特位置。

东汉永平年间，汉明帝遣使者蔡愔、秦景等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，这一事件在《后汉书》等文献中有所反映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节点。使者在途中遇见了来自天竺的僧人，并携回经像，开启了中印之间以译经为纽带的交流。求法使团的西行，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经由陆路通道的联系，也说明佛教传入并非一次孤立事件，而是伴随商贸与外交往来逐步展开。

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，僧人摄摩腾、竺法兰以白马驮载经卷与佛像抵达洛阳，初时被安置在掌管外交礼仪的鸿胪寺中。次年，即永平十一年（公元68年），朝廷敕建寺院，取白马驮经之意命名为白马寺，白马寺之名由此沿用至今。

寺名中的「寺」字，也与当时的制度有关。因僧人最初居于鸿胪寺，后来官方为安置僧人而设的场所便沿用了「寺」这一称呼，佛教寺院之称由此逐步固定下来。这一细节说明，佛教初传时在制度与语汇上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调整。

白马寺的译经活动是佛教东传的关键环节。摄摩腾与竺法兰在寺中合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该经为现存年代较早的汉译佛典，体例简明，多以短章记述修行要义，对后世的佛教传播与阅读产生过影响，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早期材料。

以白马寺为中心，洛阳一带在随后的百余年间持续开展译经。据记载，此后约一百五十余年间，各地译出佛典一百九十余部、三百九十余卷，译经逐渐形成分工，由主译、传语与笔受等角色协同完成，为隋唐时期规模更大的译场积累了经验。译经场中，来自不同地区的僧人合作，用语选择与文体处理因此成为一项需要反复商量的事务。

寺内至今保存有摄摩腾、竺法兰的墓塔，通常被认为是两位早期译经僧人的安葬之处。这一纪念性遗存把文献记载与寺院空间联系起来，使白马寺不仅是一处建筑，也是一段译经史的实物标记。

白马寺的建筑群历经多次重修与重建，现存主要殿宇多为明清以来的形制，中轴线上依次布置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接引殿等，院落规整，梁架与屋顶保留了不同时期的手法和材料，反映出寺院长期沿用与不断修葺的历程。各殿的匾额与楹联亦有可观，文字多与佛教义理或寺院沿革相关，是了解寺院文化面貌的旁证。

寺院东侧的齐云塔，是现存年代较早的重要建筑遗存之一。该塔为金代所建，砖砌密檐，造型秀丽，与常见的木构殿宇形成对照，对研究金代砖塔的结构做法与比例关系具有参考意义，也是白马寺建筑群中风格较为独特的一处。

白马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寺内的碑刻、造像与建筑构件按类别受到保护。碑刻中既有历代重修记事，也有题名与诗刻，它们与文献互相印证，为考订寺院沿革、地方社会与佛教传播提供了实物依据。近年来对寺内建筑与碑刻的测绘与整理持续进行，相关成果为后续的修缮与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。

由于译经与传法活动的持续，白马寺被后世佛教界尊为「释源」与「祖庭」，意为佛教在中原生长的初始依托。这一称谓反映的是它在佛教东传史中的位置，而非单纯的建筑规模，也说明宗教史的书写往往围绕具体场所展开。

在更长的时段里，白马寺成为中外佛教交流的见证。后来寺内陆续增建了印度、泰国等风格的佛殿，与中原传统的殿宇并列而存，既是当代交流的产物，也让「佛教东传」这一历史主题获得了可见的延续形式。不同风格佛殿的并置，使白马寺在空间上呈现出多层的时间与地域层次。

东汉定都洛阳，洛阳是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，西域与中原的往来经由河西走廊与关中一带的通道展开。佛教初传能够在这座城市立足，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关，白马寺的营建也因此具有超出一般寺院的意义。

从东汉的求法与译经，到历代的修缮与增建，白马寺的历史是佛教在中原落地并逐步本土化的一个缩略样本。它提醒人们，外来文化进入新的环境，往往要经过翻译、制度与空间的共同调整，才能生根并延续下去。

本条为佛教史与古建筑常识介绍，不作参访指引，也不含任何功效承诺。

资料来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