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夕节在农历七月初七，民间又称乞巧节、女儿节。乞巧是七夕的核心习俗，主要流传于女性群体之中。女子在七月初七的夜晚，通过穿针引线、观蛛结网等方式，向织女星祈求一双巧手与聪慧心思，节日因此带有明显的女性文化色彩。

七夕的时间与星象有关。农历七月入秋，夜空清朗，牵牛星与织女星隔银河相望，成为古人观星的对象。围绕两颗星展开的想象，逐渐形成牛郎织女的传说，而七夕节正是这一传说与民间习俗结合的产物。

牛郎织女的传说渊源很早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已以织女、牵牛称呼两颗星；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写到二人被天河阻隔；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等文献进一步确立了一年一度相会的情节。传说在流传中不断丰富，成为影响广泛的民间故事。

乞巧习俗的早期记载见于东晋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，其中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的说法，说明穿针乞巧在汉代已经出现，是文献中较早的记录。乞巧由此被视为七夕节古老的习俗形式之一。

穿针乞巧是流传较广的方式。女子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线穿过排列多孔的针，以完成的速度与连贯程度衡量手巧与否，七孔连穿尤为考验技艺。这一形式把日常生活里的纺织技能转化为节日的比赛内容，也把劳动技艺与节令娱乐结合起来。

魏晋南北朝以后，七夕成为普遍的节日，乞巧之风更盛。除穿针之外，还出现喜蛛应巧的做法，即把蜘蛛放在盒中，看它结网的情形来判断巧拙。评判标准各地不一，有的看网的有无，有的看网的疏密，都是把观察转化为游戏的趣味做法。

唐代是七夕活动的繁盛时期，宫廷与民间都有丰富的乞巧内容，规模超前代。这一时期，拜织女、陈设瓜果、宴饮赏月等活动在各地流行，七夕逐渐成为以女性为主体、兼顾家庭与社交的节日，也为诗文创作提供了常见题材。

宋元之际，七夕乞巧已相当隆重，京城里出现专门售卖乞巧物品的乞巧市，节前人们争相购置针线、彩线与各式供品。市集的出现说明七夕已深度融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，节日也因此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明清时期，投针验巧成为流行的做法。人们在特定时间把针投于水面，观察针在水底形成的影子形状，以影子的样式来判断巧拙。这一做法带有游戏性质，与前代的穿针、蛛网等方式一脉相承，都是借物象来检验手巧与否。

七夕的饮食与习俗也有地方特色，吃巧果、设瓜果、做巧菜等做法在不同地区流行。巧果多以面粉塑成各种形状，工序讲究，既是节令食物，也带有展示手巧的意味，至今仍是不少地方七夕的应节食品。

一些地方保存着相当完整的乞巧活动。甘肃西和的七夕乞巧规模较大，包含坐巧、迎巧、祭巧等连续多日的仪式，保留了大量歌谣与手工内容，被研究者视为传统乞巧风俗的珍贵样本；广州天河的乞巧习俗也以摆七娘等形式闻名。

随着研究与传统技艺的保护推进，乞巧相关的项目陆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甘肃西和、广州天河等地的乞巧活动得到系统记录与展示，为这一节日习俗的延续提供了条件，也让更多人了解其内容。

乞巧文化的内核是对智慧与技艺的追求。在传统社会，女红是女性重要的生活技能，乞巧以节日的名义表达对巧手的向往，也为女性提供了难得的交往与娱乐机会，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意义。

今天，七夕被不少人视作表达情感的节日，同时，穿针乞巧、制作巧果、讲述牛郎织女故事等活动也进入社区与校园，使七夕的手工与传说内容获得新的传播空间。节日的重心有所变化，但其文化根脉仍在。

七月七日还有与传说无关的另一类习俗，即曝晒衣物与书籍。东汉《四民月令》记有七月七日「曝经书及衣裳」的做法，目的在防潮除虫；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则记郝隆在七月七日仰卧庭中晒腹中书，以及阮仲容以竹竿挂布裤于中庭自嘲「未能免俗」的趣事。这些记载说明，七夕一开始就兼有实际的家务清理与文人谐趣两面。

七夕传说中还有鹊桥的意象。相传被银河隔开的牛郎织女，要在七月初七夜里靠喜鹊搭成的桥才能相会，鹊桥因此成为形容相会与往来的常用比喻。把鸟类行为写进星象传说，是民间叙事常见的想象方式，也让七夕的情节更加完整而动人。

乞巧活动大体可分两类：一是向织女表达求得巧手的愿望，二是以穿针、观蛛网、投针等方式试测巧拙，前者称乞巧，后者可称卜巧。两者一求一验，共同构成七夕的节俗内容，也把平日里的纺织技能转化为节日娱乐，使节日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

本条为乞巧民俗与传说的文化常识介绍，不含任何导向性或承诺性表述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俗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