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晚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时期。周王室权威衰落，诸侯争霸、卿大夫专权，维系旧秩序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约束力。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他后来提出的思想主张，正是在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。了解孔子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，是理解儒家学说来龙去脉的必要前提。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，即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，卒于鲁哀公十六年，即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，是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，其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。他的先世为宋国贵族，因避宋国内乱而迁居鲁国；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武士，因军功受封于陬邑。孔子幼年时父亲去世，家境并不宽裕。他后来回忆早年生活，说自己年少时地位低微，因而学会了多种粗重的技艺。

孔子成长的鲁国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周代礼乐传统。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，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。春秋时期，各国礼坏乐崩，鲁国的礼乐制度与典籍却保持得相对完好。据记载，鲁襄公二十九年，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，得以观赏周乐，赞叹不已；鲁昭公二年，晋国韩宣子聘问鲁国，见到丰富的典籍，感叹周礼都保存在鲁国。深厚的礼乐文化环境，对孔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孔子早年做过一些基层的职事，如管理仓廪的委吏、管理苑囿牲畜的乘田，做事认真，账目与牲畜都打理得清楚。他好学不倦，曾向老聃请教礼的问题，又曾向师襄学习弹琴。这些经历使他既熟悉实际事务，又能深入古代典籍与礼制。相传他年少时就以知礼闻名。

孔子所处的时代，旧的秩序正在解体。王室衰微，大国争霸，兼并战争不断，卿大夫僭越礼制、把持国政的现象屡见不鲜。礼乐本是维系身份等级与社会分工的规范，此时却往往徒具形式，甚至被公然破坏。秩序与伦理的失序，是那一代士人共同面对的问题。
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、以礼为规范的主张。仁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尊重，礼则提供行为的尺度与秩序。他把二者联系起来，主张克己复礼，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约束回到礼的轨道。在政治上，他提倡为政以德、正名分、举贤才，认为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，用德行感化民众。

中年时期，孔子曾在鲁国任职，做过中都宰、司空，并一度担任司寇，参与处理国政与外交事务。由于与当政者的理念不合，他后来离开鲁国，带着弟子周游卫、宋、陈、蔡、楚等国，前后十余年，希望找到能施行自己主张的地方，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。这十余年的奔波，也让他对各国政治民情有了切身的观察。

在教育方面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，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把讲学向更多人开放。他因材施教，针对不同弟子的性格与疑问给出不同回答。相传他门下受业者众多，其中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余人，后来多成为传播其学说的中坚。这一办学实践，使知识与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流传。

晚年回到鲁国后，孔子把精力放在教育与古代文献的整理上。相传他整理过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等典籍，并与《春秋》的编修有关系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孔子与几部经典的具体关系，历代学者存在不同看法，相关记载也有讨论的余地，不宜简单坐实为一人一时的成果。

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把他与弟子的言行汇集编纂，形成《论语》一书。他创立的儒家学派，经战国时期孟子、荀子等人的发展，逐渐成为影响深远的学说。汉代以后，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，儒学成为传统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，并在此后不断调整自身的形态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孔子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。乱世中的秩序重建、人与人关系的调整、教育与人才的培养，都是他思考的重点。他的主张既回应了现实问题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持续讨论的命题，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所生活的那段岁月。

春秋晚期还有一个常被提及的变化，就是学术的下移。此前典章制度与专门知识多掌握在王室与官府手中，所谓学在官府；随着周室衰微、诸侯并起，原来供职于官府的典籍与职官流散到各诸侯国，私人讲学随之兴起。孔子正是这一转变中的重要人物，他把讲学向平民子弟开放，使知识传播到更广的社会阶层。孔门弟子来自不同诸侯国，问学的内容涉及诗书礼乐与为政之道，这种规模较大的民间讲学，为此后诸子学说的兴起准备了条件，也改变了知识长期依托官府的格局。相传孔子门下受业者众多，其中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余人，他们后来多有从政或讲学的经历，把师说带到各地。

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为他守丧三年，据说子贡仍在墓旁住了三年才离去。此后弟子与再传弟子分散到各国讲学，把孔子的主张带到不同的地方，逐渐形成影响较大的学派。战国时期，孟子、荀子等人从不同角度继承并发展孔子的学说，儒家内部因而出现分歧与争论。这一传播过程说明，孔子思想的影响并不只靠他生前的活动，还依赖弟子群体长期的接续与整理，其中既有对师说的解释，也有对文献的保存与传授。由弟子记录的言行，日后汇编成《论语》，成为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依据，也为后世研读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入口。

本条为孔子生平与先秦思想史的常识介绍，不涉及任何现实决策建议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