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书指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部典籍。它们并非从来就是一个整体，而是经过长期的挑选与推重，到南宋才被合编定型。了解这一过程，可以看出儒学教育重点的转移，也能明白几部书为何会被放在一起阅读。

在这四部书中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原本各自独立成书；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则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。《礼记》有《大戴礼记》与《小戴礼记》之分，收入十三经体系的是戴圣所编的《小戴礼记》，通常简称《礼记》，也就是今天通行的本子。

从汉代到唐代，儒学教育以五经为中心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《论语》与《孝经》常被当作辅助读物，《孟子》的地位则相对较低。这一格局延续了很久，也决定了当时读书人的入门次序。

唐宋之间，学风有所变化。中唐学者韩愈推重孟子，强调儒家道统的传承；北宋以后，学者开始重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的相对独立性，认为其中包含了儒学的纲目与心法，值得单独提出加以研读。

北宋程颢、程颐对这几部书尤为看重，认为它们简明而能贯通义理，加以表彰和阐释。这一取向为后来朱熹的工作准备了条件，也逐步改变了士人读书的重点。

南宋朱熹承续二程的取向，用数十年时间反复研读注解，撰成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，合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他为初学者安排了读书次序，主张先读《大学》以定其规模，次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最后读《中庸》以探其精深。

由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称章句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称集注，合起来就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此书刊行之后，四书之名逐渐确立，成为一类特定的经典组合，与之相应的教学与考试方式也慢慢固定下来。

元明清时期，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，地位一度超过五经。士人读书应试，往往从四书入手，其注释也以朱熹的本子为正。由此，四书成为影响面很广的教化文本，深入到了基层教育的层面。

从文献角度看，四书的形成并没有否定五经。两者范围不同，五经卷帙较大、内容庞杂，四书则相对简要，被视为进入儒学的门径。后人合称四书五经，正是这一关系的体现，二者在很长时期内并行不废。

四书的解释传统中，既有汉魏以来的注疏积累，也有宋代学者从义理出发的新解。郑玄、何晏、皇侃、邢昺等人的注释，为后世的阅读提供了基础；朱熹的注解则确立了新的解释框架，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学术讨论的题目。

就文化影响而言，四书塑造了宋以后的教育体系与士人价值观，也通过蒙学、科举等渠道进入更广泛的社会。今天研究四书，既要读原文，也要注意历代注释与教育制度所带来的理解偏向，避免把某一时代的解释当作确定不移的正解。

四书与科举的结合有一个过程。元代恢复科举时，已将四书纳入考试范围，并以朱熹的注释为准；明清两代沿用这一做法，还规定了文章的格式，形成后来所说的八股文。士人为应考而熟读四书，其字句与义理因此深入读书人的生活，社会影响远超一般的学术著作。与之相配的注释体系同样值得关注：汉魏旧注保存了字句训释与史事考订，宋代的义理解释则侧重思想贯通，两者之间既有承袭也有张力。

四书的编排也有讲究。《大学》讲规模与条目，被视为入门的纲领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记言行与论辩，提供具体的思想材料；《中庸》讲心性与天道，被安排在终篇，以见义理的精深处。这一由浅入深的次序，体现了编者对学习阶段的设想，也影响着后世教材的编写方式。此外，四书随汉籍传播到东亚各地，在朝鲜半岛、日本与越南长期被用作教材，近代又被译成多种语言，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重要材料。这些典籍在不同地区经过本地学者的讲说与改编，与当地的教育制度、科举传统相结合，形成了各自的读法与侧重，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注疏与译本资料。今天回顾这一过程，有助于理解四书如何在东亚范围内成为共享的阅读文本，同时也要注意各地解释之间的差异。

本条为经学史与文献版本的常识介绍，不含任何现实选择方面的建议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