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尚书》又称《书》《书经》，是我国早期流传下来的政事文献汇编。它以记言为主，兼有记事，收录了关于虞、夏、商、周的政令、誓词、君臣谈话等内容，被视为研究上古政治与思想的重要文本。

尚书意为上古之书。先秦时期它多被称为《书》，汉代才通称《尚书》，后来又因列入儒家经典而称《书经》。书中各篇按内容冠以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等名称，并按时代分入虞书、夏书、商书、周书等部分。

就时间跨度而言，《尚书》所涉及的内容大致从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延续到春秋中期。其中虞、夏及部分商代文献多据传闻整理，周代诸篇的史料价值相对更高。这种不均衡，是使用《尚书》时必须注意的，不能把全书等量齐观。

《尚书》的流传颇为曲折。秦代焚书时，《尚书》在禁毁之列。曾任秦博士的伏生把书藏于墙壁夹层，汉代初年取出时已经散失不少，仅得二十八篇，也有二十九篇之说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，后世称为今文《尚书》。

汉景帝时，鲁恭王扩建宫室、拆毁孔子旧宅，在墙壁中发现一批古文典籍，其中有以战国文字书写的《尚书》，比伏生所传多出若干篇，被称为古文《尚书》。今文与古文在篇目、文字与解释上的差异，后来引发了长期的经学争论。

东晋时期，梅赜献上一部五十八篇的《尚书》，其中一部分由今文篇目拆分而成，另有二十五篇来源难以理清，后世称为晚书。今古文问题因此更加复杂，成为经学史上长期讨论的课题，也提醒读者留意版本与真伪之别。

在政治观念方面，《尚书》较早系统出现了天命的表述。周初诸篇一方面讲天命所归，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天命并不固定，只有敬德才能保有天命，如《康诰》所说惟命不于常，把德与政治命运联系起来，为王朝兴替提供解释。

与天命观相配套的是敬德、明德慎罚、保民等主张。周初的诰命告诫统治者要敬慎其德、慎重用刑，体恤民众的疾苦。《无逸》篇提醒君主不要贪图安逸、要了解农事之艰，体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具体要求。

后世常引的民惟邦本、本固邦宁，见于传本《尚书》的《五子之歌》，属较晚出的篇目，但这句话所表达的重视民众的思想，与《尚书》整体的政治取向相通，成为后来民本观念的重要表述，影响持续而广泛。

《尚书·洪范》提出治理国家的九类大法，涉及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等内容，把政治、自然与伦理秩序整合在一个框架中，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与制度设计有深远影响，也常被用来说明早期秩序观念的整体性。

许多基础性的观念，如天命、五行、德、九州、五刑等，都较早见于《尚书》。作为五经之一，它长期是经筵讲习与科举必读的文本。今天研究《尚书》，需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材料，注意其版本与真伪问题，才能更可靠地利用其中的史料。

《尚书》的今古文问题，到清代有了较系统的检讨。学者阎若璩撰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从篇目、文字、文例等方面举证，论证传本中晚出的若干篇并非先秦旧籍，而是后人缀集而成。这一结论虽非全无争议，却大体为后世所接受，成为经学考证中影响深远的成果之一。近代以来，学者又借助甲骨、金文与出土文献校读《尚书》，对不少篇目的成书年代有了新的认识，也使其史料价值得到更细致的区分。

就文体而言，《尚书》各篇的形态差别很大。典、谟多记君臣问答与政教大端；训、诰多为训诫与布告之辞，句法古奥，诘屈难读；誓是战前的动员；命则是册封任命之辞。不同文体对应不同的政治场合，也反映当时政事活动的样态。书中关于德的告诫、对安逸的警惕、对刑罚的审慎，构成了一套重视自我约束的政治话语，其中许多句子后来成为熟语，长期为后人所引用。作为五经之一，《尚书》长期是经筵讲习与科举考试的内容，其观念也渗入历代的政治议论。今天使用《尚书》，需区分不同层次的材料，注意版本与真伪问题，才能比较可靠地利用其中的史料。学者在引用书中语句时，通常也会注明所据篇目及其年代争议，以免把晚出的材料当作更早的证据。

本条为上古文献与政治思想的历史介绍，不构成任何现实建议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