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易》由「经」与「传」两部分组成。其中被称为「十翼」的《易传》，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解说并发挥其内容的论文集。正是这部解说之作，使《周易》从一部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，转变为阐发宇宙与人生道理的哲学典籍。要理解儒家的人文关切如何在一个符号系统中展开，可以从《易传》入手。

从结构上看，《周易》的经部包含六十四卦及相应的卦辞、爻辞；传部共七种十篇，即《彖传》上下、《象传》上下、《文言传》、《系辞传》上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，汉代称其为「十翼」。传统说法认为《易传》本于孔子，实际当出于孔子后学之手，成书大致在战国时期。出土的帛书本与通行本可作比较。

《易传》的一个基本思路，是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向对人事的思考。《系辞传》记载古人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」，从天地运行中提炼出道理，再用来指导人间事务。所谓「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，正是把对自然变化的观察与社会教化联系在一起，人文一词也由此获得其早期含义。

《易传》提出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」，把阴阳的相互作用看作万物变化的根本道理。在此基础上，它进一步强调宇宙的创生性，说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「生生之谓易」，把不断生成、延续视为天地可贵的品性；又提出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」，说明事物发展到尽头就会转变，转变才能通达并延续下去。

与变通思想相配合的，是忧患意识。《易传》提醒人们「居安思危」，在顺境中也要预见可能出现的困难；又说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」，强调德行的积累或过失的累积都从细微处开始。这些论述把宇宙变化之道转化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告诫，体现出鲜明的伦理关切。

自强与厚德，是《易传》为君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。《象传》说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，取天道运行不停之意，勉励人奋发进取；又说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」，取大地承载万物之意，勉励人以宽厚的德性包容他人。这两句话后来流传极广，被概括为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尺。

《文言传》集中讨论进德修业的问题。它讲「君子进德修业」，主张「修辞立其诚」，即整理言辞文字要以真诚为本；又讲「直方大」等德性，强调为人正直、行事有方、气象宽大。这些要求把人格的完善落实到具体的言行之上，与《论语》《礼记》中的相关论述彼此呼应。

变革与和谐的议题在《易传》中也有位置。它说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」，认为顺应民心与时势的变革具有正当性；同时又以「保合太和」作为理想目标，主张在变化中保持整体的协调。这两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一种既承认变化、又追求和谐的思想姿态。

《易传》还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易学传统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把历代易学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，前者侧重卦象与数理，后者侧重义理的阐发。此外，易学对古代的天文历法、数学与医学理论也产生过影响，许多古代学者兼通易理与自然研究，其思维方式长期渗透在学术传统之中。

近代以来，《周易》的思想被不断重新解读。学者们把它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、辩证思维以及生态观念联系起来加以讨论；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」等语成为广为使用的文化符号，也被一些学校取为校训。中国孔子网等平台持续刊布相关研究成果，帮助公众了解其思想脉络。

易学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。汉代设五经博士，《周易》居其一，学者多以象数解经，孟喜、京房等人借卦气之说讨论天时与人事；魏晋时期，王弼以义理注解《周易》，把重心从占验移向哲理；宋代邵雍讲先天象数之学，程颐则作《易传》专以义理说经。围绕《周易》形成的注疏与研究，遂成为延续两千余年的一门专门学问。

文献层面还有新的发现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《周易》，其卦序与通行本并不相同，为考察经与传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材料。学界一般认为，《易》原本是一部卜筮之书，经《易传》的解说而逐步伦理化、哲理化；这一转变过程本身，正是儒家接续上古文化并赋予新意的一个实例。

阅读《周易》通常有不同侧重。就人文思想而言，更值得关注的是《易传》所阐发的德行、变通与责任意识，而不宜把它当作可以直接套用于具体事务的现成答案。把它放在思想史与文献学的位置上理解，既能看到其哲学价值，也能避免附会式的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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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