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学指以儒家经典为对象、通过训释阐发其义理的学问。汉代是经学的确立期，朝廷为经典设立博士、置弟子员，使经学成为选官与教育的重要依据。博士弟子通经后可以补官，经学的地位因此与仕进之途紧密相连。在经学兴盛的背后，围绕经典文本与解释方法，出现了持续数百年的今古文之争。这场争论既是学派的角力，也牵动官学地位与仕进之途，因而格外受人关注。

所谓今文，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经典；所谓古文，指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本子，多出自孔壁藏书等发现。文字载体不同，连带解释方法也不同：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，常与阴阳灾异之说结合，长于引申义理；古文经学重训诂，主张先弄清文字本义再理解经典，长于考订名物制度。

西汉时，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，垄断了利禄之途。朝廷所立五经博士均属今文一系，讲经注重口耳相传的师法家法，逐渐形成严密的传授系统。在这样的格局下，经学不仅是学问，也关系到士人的出身与前途，因此各家对经义的解释都极为郑重，门派界限也日益分明。

孔壁古文的发现改变了局面。据载，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时，从墙壁中得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古文本；另有北平侯张仓所献《春秋左氏传》。这些本子与今文传本在篇目、文字上都不尽相同，为经典的理解提供了另一种依据，也为古文经争取地位埋下伏笔。

汉哀帝时，刘歆建议把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诗》《古文尚书》《逸礼》立于学官，遭到五经博士反对。他为此写下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，批评博士们「保残守缺」，主张「与其过而废之，宁过而立之」。这场争论以刘歆一方暂时受挫告终，但古文经的诉求并未因此消歇。

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是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。它回顾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，指出汉兴以来虽广立学官，但「离于全经，固已远矣」，为古文经争取学官地位提供了论据。文中对当时经学偏弊的批评，也反映出两派在「何谓正确理解经典」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。

到汉平帝时，王莽支持设立古文经博士；新朝时古文经进一步升为官学。刘歆还仿照今文经学的做法，为古文经建立章句与义理，使其形成自己的传授体系。古文经由此从民间之学走入官方视野，与今文经学形成并立的局面，两派的地位随政治形势而消长。

东汉时期，今古文之争仍在继续，但两家学者逐渐互相吸收。贾逵、马融等兼通今古；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，从文字入手系统整理字形与字义，为古文经学的解释提供依据；何休则撰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坚持今文立场。学者的兼通与对垒并存，使这一时期的经学呈现出复杂的样貌。

集大成者是郑玄。他遍注群经，兼采今古文之长，使两家之学趋于融合。此后学者读经多依郑注，今古文的对立逐渐缓和，经学进入以注疏为主的阶段。郑玄的注本长期被奉为通行的依据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后世读经的方式。

东汉还出现过一次由朝廷主持的经学会议。汉章帝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，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，会议由皇帝亲自裁定，其后由班固整理成《白虎通义》（又称《白虎通德论》）。这次会议的成果，把当时的经义解释以官方名义加以统一，也反映出经学与政权的紧密关联，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这场争论的影响超出经学本身。为辨明文字异同，文字学、音韵学与校勘学得到发展，《说文解字》正产生于这一背景。经典文本的整理与考订，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一支，其方法后来被广泛用于史部与子部文献的研究之中。

从今古文之争可以看到，经典的理解并非只有一种路径。重义理与重训诂各有侧重，两者的张力推动汉代学术不断深化，也为后世经学、史学与小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。争论的意义不只在于分出胜负，更在于它迫使双方把各自的依据与方法来加以说明。

回看这段历史，今文与古文的分别不只是一场学派之争，更是关于如何理解经典的讨论。它留下的文献与方法，至今仍是研究先秦两汉思想与文献的重要基础，也为理解中国学术中训诂与义理两条传统提供了具体的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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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