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明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形态。它在回应佛、道思想挑战的过程中，为儒家伦理寻找形而上的根据，围绕理、气、心、性等概念建立起庞大的理论体系。要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，理学是绕不开的主线，其中既有绵密的论证，也有持续数百年的学派论争。

理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儒学自身的处境。魏晋以来，佛、道之学在宇宙论与心性论上多有建树，相较之下，儒学长于伦理与政治而缺少系统的本体论。宋代学者因此致力于为儒家的道德主张提供形而上的基础，使「应当如何」的伦理要求能有一以贯之的宇宙论支撑，而不只是诉诸习俗与权威。

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期，通常以「北宋五子」为代表。周敦颐（1017—1073）著《太极图说》，以「无极而太极」勾勒宇宙生成的过程；邵雍（1011—1077）以象数之学构建宇宙演化的图式；张载以「太虚即气」立论，主张气为宇宙的本原；二程则从伦理的角度另辟蹊径。五人思路各异，却共同为理学准备了概念与问题。

二程兄弟在理学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。程颢、程颐以「天理」为核心范畴，把伦理规范提升为宇宙的普遍法则。二人的思路已现分歧：程颐主张「性即理」，强调向外格物穷理，这一路向为朱熹所继承；程颢则更重内在的体认，后来被心学一系所推重。理学与心学的分野，其端绪在此已隐约可见。

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。他继承二程之说，兼采周敦颐、张载等人的思想，构建起系统的理学体系，后世称为「程朱理学」。他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编注释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确立四书的读书次序，使理学的主张借助新的经典组合得以传布，影响极为深远。

朱熹认为理先于气，理是万物的本原，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；又提出「格物致知」，主张通过接触事物、穷究事理来积累认识，最终达到豁然贯通。他还区分天理与人欲，主张「存天理，灭人欲」。这些命题相互关联，构成一个从本体论到修养论的完整框架。

与朱熹并时的陆九渊提出不同见解。他主张「心即理」，认为天理内在于人的本心，为学应先「发明本心」，不必向外逐物。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朱、陆在鹅湖之会展开辩论，成为理学史上的著名事件。两人分歧的焦点，正是为学的入手处究竟在书册与事物，还是在本心。

理学在元代获得官方地位，明清两代以朱熹的注本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，其影响持续数百年。理学的概念与命题，因此深刻塑造了此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与读书方式，其中的若干词语也进入日常语汇，成为人们思考人伦与修养时的常用表达。

明代心学是理学内部的另一支。陈献章、王阳明等人沿着陆九渊的方向发展，王阳明提出「心即理」「知行合一」「致良知」，把修养的重心从向外穷理转向向内体认，形成「陆王心学」一脉。心学的兴起使理学内部的重心发生转移，也带来了新的争论。

理学与心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为学的路径上：一主向外格物，一主向内明心。二者都以为儒家伦理寻求普遍根据为目标，差别在于这根据究竟在事物之中还是在人的本心。这一分歧并不否定双方共享的儒家立场，却使修养的方法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。

理学的发展也与书院讲学相互促进。宋代以来，书院成为学者授徒与论辩的重要场所，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并订立学规，岳麓书院亦为讲学重地。理学的许多命题正是在师弟子问难与书信往复中逐渐成形，并通过书院的讲习传播开来，由此形成学术与教育彼此支撑的局面。

后世对理学的评价并不一致。清代学者批评其空谈心性，主张回归经世之学；近现代学者则从哲学、伦理与教育等角度对其加以分析，既肯定其思辨的严密，也指出其可能流于空疏的一面。无论评价如何，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是公认的，其概念至今仍在被讨论。

理解宋明理学，宜把握其基本问题与主要脉络：它回应佛道挑战而重建儒学的本体论，经北宋奠基、南宋集成、明代分化，形成理学与心学两条支流。这一过程勾画出近世中国儒学的主要面貌，也为理解此后思想与学术的走向提供了必要的背景。

本条为历史文献与思想文化常识的客观陈述，不提供任何评价性或预测性意见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