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祖籍婺源，生于福建尤溪，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与教育家。他一生讲学、著述，遍注群经，把北宋以来的儒学成果整理成一个首尾贯通的体系，后世称之为程朱理学，他本人也被视为理学的集大成者，其学说在此后数百年间影响深远。

从师承看，朱熹上承二程一系。他少有求道之志，曾受学于李侗，李侗为程颐之学的再传。经由这一谱系，二程以「天理」为核心的思路传到朱熹手中；他又兼采周敦颐、张载等人的观点，使理学从零散的命题发展为结构完整的学说，形成一套从宇宙论贯通到修养论的体系。

本体论上，朱熹主张理与气并说而以理为本。他认为理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所以然之则，气则是构成万物的材料，二者相依而不可相离。就次序而言，理在气先；就现实而言，理又在气中。由此，抽象的伦理法则获得了宇宙论上的根据，儒家的道德要求不再只是习俗，而有了「天理」作为依托。

与理气论相配的是「理一分殊」之说。朱熹认为，宇宙间只有一个太极之理，而万物各自禀受此理，故万物之理同出一源，又因所禀之气不同而表现各异。这一说法既保留了理的统一性，又解释了世界何以千差万别，是他处理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基本框架，也被用来说明人物性情的差别。

在修养论上，朱熹提出「格物致知」。他主张通过接触事物、穷究其理来积累认识，日日格去，积少成多，最终达到豁然贯通。与这一主张相连的是「心统性情」之说，即心有统摄性情的作用。其修养的总纲则是「存天理，灭人欲」，要求以天理约束私欲，使道德生活获得内在的条理。

朱熹的学说也通过对经典的重新编排而落地。他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四书，并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为其确立读书的先后次第。在他看来，《大学》是入门的关键，四书之次序不可混乱。这一编排使理学的主张有了除五经之外的又一载体，也让更高层面的义理得以经由日常诵读进入士人的学问。

「道统」之说是朱熹思想的另一支柱。他上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以至孔子、孟子，认为儒家有一个以传心为纽带的道统谱系，而二程则接续孟子之后。通过这一叙述，他把自己的学说安置在一个久远的传承之中，也借此确立南宋理学在儒家传统中的正统位置，其影响超出学术之外。

朱熹的伦理主张以「仁」为中心。他提出「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」，把仁理解为生生之德的体现，从而把仁由一种德目上升为贯通天人的原则。围绕仁与义、体与用，他与当时的学者往复论辩，这些讨论构成其伦理学的重要内容，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概念之间辨析分际。

朱熹的学说是在辩论中成形的。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他与陆九渊在鹅湖之会辩论为学之法，一主道问学、格物穷理，一主尊德性、先立乎其大，双方各持一见，未能相合。此外他还与陈亮就义利、王霸往复论难。这些交锋使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公开化，也推动朱熹把自身立场论说得更为周密。

朱熹也是教育家。他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为之订立学规，又讲学于岳麓书院，所到之处广收门徒。其学规条目简明，把为学、修身、处事、接物的要求条列成规，后来被书院广泛取法。书院讲学的实践，使理学不限于书斋，而成为一种有组织形式、可以代代相传的教育活动。

朱熹晚年遭遇政治上的挫折。庆元年间，其学说一度被视为「伪学」而遭禁，他本人也受到攻击，在忧愤中辞世。这一波折说明其学说并非一开始就居于独尊地位，其后来的显赫是逐步获得的，其中既有学说自身的分量，也有历史条件的推移，读史者不宜以结果倒推当时。

朱熹著述宏富，除经注之外，尚有《朱子语类》《家礼》《小学》以及大量文集与书信。这些文字既记录他的思想，也保存了与同时代学者的讨论细节，是研究宋代学术与社会礼俗的重要材料。「宗朱」之后，其著述长期被奉为读经的依据，影响延伸至东亚各地。

元代以后，朱熹的学说取得官方地位，明清两代以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，士人读书多依朱注。理学的概念与命题由此渗透到教育、伦理与日常语汇之中，塑造了此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与思维方式，其流播之广，在这一时期的儒学中少见其匹。

后世对朱熹的评价颇不一致。有人推重其体系的严密与教育的功绩，也有人批评其学说后来趋于教条、流于空疏。平心而论，他整合北宋以来的儒学成果，建立了一个涵盖本体、修养与教化的框架，这一工作本身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位置，其具体主张则宜放在当时的论域中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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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