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（1472—1529）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世称阳明先生，浙江余姚人，明代重要的思想家、军事家与教育家。他一生讲学不辍，又多次领兵平乱，其学问由亲身体验中得来，因而格外重视实行。他所开创的心学一脉，成为明代中后期影响极大的思想潮流。

王阳明早年读书求道，遍涉辞章、骑射与佛老之学。弘治年间中进士入仕，正德初年因上疏论救言官而触怒权宦刘瑾，被贬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。这段贬谪经历看似困顿，却成为其思想转折的契机，也使他得以在远离朝堂的处境中从容思索学问的根本问题。

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王阳明在龙场静处，忽有所悟，认为以往向外求索格物之理的方向有误，天理其实不在外物而在本心，此即后人所说的龙场悟道。此后他提出「心即理」，主张天理内在于人的本心，不必向事物上逐一求取，为学首先在于正心，这一转向奠定了心学的立论基础。

在「心即理」之外，王阳明提出「知行合一」。他针对当时知而不行的流弊，指出知与行本为一体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真知必然见于实行，未有知而不行者。这一主张并非否认知的独立价值，而是强调二者不可割裂，学问须在行动中落实，否则所谓知不过是一时的意见。

「致良知」是王阳明晚年的宗旨。他上承孟子关于良知的主张，认为人人自有良知，能知善知恶，只是常为私意所蔽，修养的功夫就是把这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，使所知与所为一致。良知在他那里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，也是修养的动力，故为学不必外求，只须在自家心上切实用功。

与致良知相连的是「四句教」：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」这四句概括了心之本体、意念发动、良知判断与修养功夫四个层次，是王阳明对心学纲领的简要表述，后世王门学者围绕它展开的讨论，也成为心学分化的一个由头。

王阳明的修养不离日常。他主张在事上磨炼，认为修养不应只在静坐中求，而须在应事接物的实际操持中检验与深化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学问带有鲜明的实践品格：既讲本心的澄明，也讲在具体事务中如何取舍，二者互为印证，而不偏向一边。

他的事功是这一主张的注脚。王阳明曾任南赣巡抚，次第平定地方动乱，又于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率部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，以临时集结之兵、在短时间内成事，显示出非凡的决断与调度能力。在他看来，用兵与讲学并非两事，临事的镇定与判断，正是良知在具体处境中的运用。

王阳明的言论由弟子记录整理成书。徐爱、钱德洪等人先后编成《传习录》，收录他与门人的问答与书信。此书文字平实，所谈多切近工夫，是了解心学最直接的文本。通过讲学与书札，他的主张在士人之间迅速传播，书院讲会也随之兴盛，心学一时蔚为风气。

从思想源流看，心学并非突兀而起。它上接陆九渊「心即理」的思路，又远承孟子关于良知良能的说法，王阳明则把这些线索贯通并加以阐扬。他曾编定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认为朱熹晚年之论与自己并不相远，借此缓和与程朱一系的紧张，也说明他与朱熹共享同一套儒家关切。

与朱熹一系相比，王阳明的重心在向内体认。朱熹主张格物穷理，由外而内积累；王阳明主张先明本心，由内而外推致。两者都以为儒家伦理寻求根据，差别在于入手处的先后。这一分歧使明代学术呈现出新的格局，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论辩，双方各有其立说的理由。

王阳明去世后，王门后学各执一说，出现分化。有的偏重本体、主张当下现成，有的强调功夫、注重修为次第。这种分化在活跃思想的同时，也带来流于空谈的风险，因而招致后世批评。心学的长处与流弊由此并存，评价时须把创始者的主张与后学的演变分开来看。

心学的影响还越出国界。阳明之学在明代后期传入朝鲜与日本，在日本尤受重视，成为一些学者砥砺心志、关切实务的思想资源。近代以来，中外学者从哲学、伦理与教育等角度对其加以研究，认为它对主体自觉与实践精神的强调，在儒家传统中别具一格。

本条为儒学知识与学术常识的客观介绍，不涉及具体事务的指导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