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学指注重实务、讲求实效的学问取向，其核心主张是经世致用，即学问应当有益于国计民生，而不止于空谈心性。它在明清之际趋于兴盛，既是对当时学风的一种回应，也是对士人责任的一种重新界定。梳理这一取向，可以看出中国学术在明清之交的重要变化。

实学的兴起有其社会背景。明代中后期，心学末流渐趋空疏，一些士人高谈本体而疏于事务；继而明亡于内忧外患，士人痛定思痛，普遍感到空谈误国，转而强调实事实功。于是天文、舆地、农田、水利、边防与典章制度之学受到重视，学问的指向由内省转向实务。

顾炎武（1613—1682），江苏昆山人，是实学的代表人物。他提倡「经学即理学」，主张回到经书与史册中求实理；又主张「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」，把广求知识与会身行事并提。他遍游各地，考察山川形势与民生利病，其治学以扎实的证据为基础，开一代风气。

顾炎武的著述可以见其实学的规模。《日知录》随笔记录读书心得，遍及经义、政事与风俗；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辑录各地舆地与社会资料，关注实际问题；《音学五书》则在文字音韵上用功甚勤。他讨论问题必求证据、注重实地见闻，这种方法对清代学术影响很大。

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，浙江余姚人，从制度层面对现实加以反思。他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提出「天下为主，君为客」，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王朝兴替而在万民忧乐，并主张学校议政、限制君权。他还著《明儒学案》，梳理明代学术流派，被视为学术史写作的重要开端。

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湖南衡阳人，世称船山先生。他于明亡后隐居著述，作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，借史事讨论政治得失与制度利弊，所论以史为据、条理分明。他重视气与器的实在性，反对虚玄之说，其思想在近代受到较多关注，被视为明清之际思想的重要一环。

实学还有主张习行的一支。颜元及其门人李塨批评空谈心性的学风，提倡「习行」，主张在礼乐射御书数等实际活动中学习，认为不做事便无从谈学问。颜李一派虽未成为主流，却把实学的取向推得更为彻底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学风转向的幅度。

讲学议政的传统也在这一背景下延续。明代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并议论时政，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人为其中代表，书院中相传有「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」之语，反映出士人把读书与关切时事的相连。这种以学问关切现实的取向，与实学的精神相通。

实学的具体面向相当广泛。农田水利、漕运盐政、边防军制、天文历算与舆地疆域，都是当时学者关心的问题；纂修方志、绘制地图、考订制度，也成为常见的学术工作。学问由此不再局限于经义的疏解，而与国家治理和百姓生计发生直接的联系，其内容因此大为扩展。

在方法上，实学重视证据与考订。顾炎武等人主张无征不信，凡下判断必求文献与事实的支持，由此推动了考据之学的发展。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虽多转向文献考订，其求实的精神与实学一脉相通，可见实学的影响并不限于明清之际，而是贯穿此后数百年的学术。

实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取代。它批判理学末流的空疏，却继承了理学对道德与责任的重视，只是把关切从心性转向实务。因此可以说，实学是儒学内部的一次调整与纠偏，而非全然另起炉灶，它所反对的主要是空谈，而非儒家关于修身与济世的整体主张。

实学的意义在后世被反复确认。经世致用逐渐成为评价学问的一条尺度，近代学人倡导务实学风、关切国家前途时，往往回溯到顾、黄、王等人。这条脉络说明，中国学术中始终存在一种把知识与现实相连的取向，与纯思辨的传统并行，二者共同构成学术史的多重面貌。

当然，实学也有其历史限度。其关切多集中在治国理政与士人责任，对普通民众的处境关注有限；一些主张亦受时代条件限制而未能展开。对它的评价，宜结合具体人物与著作，就其问题意识与方法贡献加以讨论，而不必作笼统的褒贬，这样更合乎史实。

本条为思想文化史知识与学术常识介绍，不含任何承诺性表述。

资料来源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