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，是宋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书院之一。它之所以在书院史上占有重要位置，并非因为规模宏大或建筑华美，而是因为一套由朱熹订立并在此推行的学规。这套学规把教育目的、为学次序与立身处世的准则条列成文，后来被各地书院广泛采用，并随儒家典籍传入东亚其他地区。

书院所在之地，名称与一位唐代读书人有关。据记载，唐代贞元年间，李渤曾在此隐居读书，蓄养一头白鹿相随，时人称他为白鹿先生，他所居的山间河谷因而得名白鹿洞。后人追述书院渊源时，多以此地为起点。名号之中带有隐逸读书的意味，也说明书院从一开始就与个人治学、山居讲习的风气相关。

五代时期，南唐在此设馆讲学，聚徒授业，是这一处山居读书之所向正式教育机构转变的环节。北宋初年，书院在官学未及恢复的背景下得到发展，朝廷赐予经书，延请师儒，规模与声望渐增，一时成为士人求学的重要去处。此后书院屡有兴废，却在庐山脚下延续了相当长的办学传统。

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，到任后寻访书院旧址，见其荒废，遂主持重修，置办学田以赡养生徒，延请学者讲学，并亲自参与教学与课试。经过这一番整顿，白鹿洞书院重新成为讲习之所，教学与管理都趋于完备，此后的书院规制大体以此次重修为基础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朱熹订立了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。这份文献并不罗列具体的条禁与罚则，而是把教育的纲领分列成若干组准则，要求学者据此自省自励。它把先贤对为学与做人的要求集中起来，形成一个简明而完整的框架，供学习者对照自己的日常功课与行为。

学规的内容大体可分五组。五教之目取自《孟子》，即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指明教育的根本在于人伦。为学之序取自《中庸》，即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，把学习看作由广博吸纳、追问质疑、深入思考、清晰辨析到切实履行的一串步骤。

修身之要提出言忠信、行笃敬、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，指向个人品行的养成；处事之要借用董仲舒的话，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强调做事应以应当与否为准则，而非以得失为转移；接物之要则取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与行有不得、反求诸己两句，规范与人相处的态度。五组准则由内及外，从人伦、方法、修身延伸到处事与待人。

这套学规的一个特点是重自觉而轻强制。它不规定作息细则，也不以奖惩驱动，而是把为人与为学的道理摆在学者面前，由学者自行体认与实践。朱熹曾说明，先圣先贤教人为学的本意，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，然后将所学推及他人，而不是让人只求记诵辞章、借以博取名声与利禄。这一说明点出了书院教育的价值取向。

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并不限于一家之言。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陆九渊到书院讲《论语》中君子喻于义一章，听者动容，朱熹也十分称许，并将讲义刻石留存。不同学派的重要学者在同一书院讲学论辩，学生得以在比较中思考，这一做法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，也让义利之辨这样的话题获得更广的听众。

书院的空间布局也呼应其职能。院内有供奉先圣先师的礼圣殿，有收藏典籍的御书阁，有讲学与研讨的明伦堂，并保存着与院史相关的碑刻与题记。依山而建的一组建筑，把讲学、藏书与祭祀三种活动安置在同一院落体系之中，使教育、学术与礼仪彼此衔接，这也是传统书院在形制上的共同特征。

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的影响超出了它所在的山谷。各地书院在兴办时多取法于此，把它作为共同的学规加以悬挂或讲授，其条目甚至被后世一些学校的训词与校训所化用。学规的流传说明，教育理念一旦被凝练成简洁的文字，就能脱离具体场所而传播，在不同时代与不同地方被重新解释和使用。

这套学规还随同儒家典籍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，被当地的书院与学校所借鉴。东亚范围内不少教育机构在订立学则时，都能看到类似的条目与表述。白鹿洞书院因此不仅是江西一地的教育设施，也成为儒学教育方式向外传播的一个源头，其影响延续到近世。

今天，白鹿洞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作为学术研讨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场所对外开放。人们到此不只是观看古建筑，更会翻阅那份学规，思考它对学习次序与人格养成的安排。书院提出的问题——学问与做人应当如何统一——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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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