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统行礼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用身体姿态表达敬意的跪拜，一类是站姿中用手臂动作表达敬意的揖让。二者并非同一套动作的繁简之别，而是分别对应不同的场合、身份与时代条件。理解这两种方式的分野，是理解传统礼仪如何把抽象的敬意向身体动作落实下来的入口。

跪拜的广泛使用，与先秦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直接相关。当时人们在室内就地铺设席子，以跪坐为常规坐姿，臀部落在足跟之上。在这种姿态下，只需身体前倾、双手下按，便可自然完成一次致敬的动作。行礼与日常坐姿之间几乎没有转换成本，跪拜因此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礼节。

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把跪拜方式归纳为九种，称为九拜，依次是稽首、顿首、空首、振动、吉拜、凶拜、奇拜、褒拜、肃拜。九拜不是九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动作，而是按行礼对象、身份关系与事情性质作出的细分规定，其中前三种被视为基本形态。

稽首的施行顺序是先跪地拱手，随后双手缓缓下移至地面，额头随身体下俯与双手一并触地，并在触地后稍作停留。这个停留的片刻正是稽首之所以庄重的原因，行礼者以此表示极尽恭顺。这一礼节多用于对尊长的致敬，或在郑重场合中用以自处。

顿首与稽首动作相近，区别在于触地的快慢。顿首是额头触地即起，动作急促，因此尊敬程度略次于稽首，多用于下级对上级，也用于平辈之间。在丧礼中，以额触地而不即起的做法称为稽颡，是丧礼中表达哀痛的礼节形式。

空首则始终保持头不触地，跪而拱手，头俯至与心齐的位置即止，因此又称拜手。肃拜多与女子相关，屈膝而拱手或躬身，动作较前三者简省。其余几种则各有施用场合，史料对它们的解释存在差异，学界讨论也多围绕郑玄等注家的说法展开。

依汉儒郑玄的注解，九拜中的后几种各有针对。振动是行礼者双手相击、身体随之颤动而拜，用于哀痛至极之时；吉拜与凶拜的区别在于两种基本动作的先后，吉拜先空首而后顿首，凶拜先顿首而后空首，分别用于吉事与凶事；奇拜指只拜一次，褒拜即再拜，表示加倍恭敬。九拜之中，空首与肃拜还被用作答拜之礼，《礼记·曲礼下》说凡非吊丧、非见国君，无不答拜者，也就是尊者对前来行礼的人应当回拜，男子行空首、女子行肃拜，两者差别主要落在左右手的内外位置上。

《左传》记载，楚国大夫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，在秦廷依礼向秦哀公行顿首之礼，成为后世常被引用的行礼实例。这类记载说明，跪拜在当时不只是礼貌寒暄，而是可以承载重大请求与政治交涉的行为，行礼的方式与强度本身就在传递态度。

揖让属于站立姿态的相见礼，核心动作是双手在胸前合抱而后前伸，身体随之微俯。由于不涉及屈膝，揖礼的适用面比跪拜宽得多，君臣、官员与平民之间都可以使用，因而成为日常见面、辞别与交接时的主要礼节。

《周礼》根据行礼双方的地位与关系，把揖礼分为多种形态。双手合抱前伸而略向上举的称天揖，用于对尊长及同族之人；向前平伸的称时揖，用于同辈之间；前伸而略向下的称土揖，用于长辈或上位者还礼。此外还有逐个施行的特揖、按等级分别施行的旅揖，以及对众人一次行三下的旁三揖。

另有一种长揖，双手合抱举过头顶，自上而下向人行礼，不分尊卑都可以使用，较多见于平辈之间。长揖的敬意程度与拱手相近，但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带有倨傲的意味。史籍记载，郦食其往见刘邦时不行跪拜而只行长揖，被时人视为不合礼数之举，可见行礼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表态。

揖礼的形态在后世仍在调整。唐宋时期通行叉手礼，行礼者双手手指交叉置于胸前，据《事林广记》所记，左手紧握右手拇指、小指抵住右手腕、右手四指伸直，行礼后双手并不放下，因此有叉手不离方寸之说，蒙学读物《训蒙法》还要求儿童入学先学叉手，可见它在当时属于日常礼节。元代以后叉手礼渐少，明清时期女子问候多用万福，双手交叠于身侧而略作屈身。这些形态与先秦的揖礼同出一脉，只是随起居方式与服饰形制的变化而不断改写。

跪拜在实际生活中的收缩，与坐具的变化密切相关。随着高足坐具自汉末魏晋以后逐步传入并普及，人们由跪坐改为垂足而坐，跪与坐不再连为一体，跪拜因此失去了日常姿态上的便利。此后跪拜主要保留在祭祀、拜见尊长等郑重场合，而揖让一类的站立礼节则承担了更多的日常交往功能。

从揖让中又衍生出拱手与抱拳等形态，动作接近而用途有别，前者多用于相见问候，后者在习武人群中使用较多。近代以来，握手等礼节传入并普及，传统行礼方式在日常交往中的比例下降，但在节庆问候、戏曲表演、礼仪场合与祭祀活动中仍被沿用，成为可以辨识的文化符号。

本条为传统文化知识与礼俗介绍，不涉及宗教活动指引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俗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