服饰与礼仪的关系，在传统礼制中体现得尤为具体。什么身份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，礼书有专门的篇章加以规定。礼服因此不只是遮蔽身体与装饰外观的衣物，更是身份与场合的可辨识标志。讨论礼服形制，需要把它放回礼制的脉络中来看。

礼服与礼仪的对应，很早就被系统整理。《周礼》设司服一职，掌王之礼服，依祭祀、凶丧等不同事类安排相应的服制。礼有五礼，服亦有相应之别，场合不同、所穿之服随之而异。这套以事定服的做法，是礼服制度的基本逻辑，也决定了礼服名目会随礼仪类别而增多。

在礼服诸形制中，冕服的地位较为突出。冕服由冕冠与衣裳组成，冕冠上有延板与旒，旒的数量依身份递减；衣裳按上衣下裳分制，取天玄地黄之意，故上衣用玄色，下裳用黄色或纁色。与之配套的还有蔽膝、大带、革带、佩玉等物，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礼服，缺一则不称其制。

冕服之上多施章纹。相传天子之服有十二种纹样，包括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等，依次绘绣于衣与裳上，名目见于礼书记载。章纹的数量与身份相配，数量递减对应身份的下降。纹样由此不只是装饰，而是等级的外化，观其服即可知其位，礼制借此把身份信息写在衣服的表面。

除冕服之外，礼书中还有多种礼服名目。爵弁服用于祭祀等场合，冠形如爵，衣裳多取纁色；皮弁服以白鹿皮为冠，用于视朝等事；玄端则以玄色布为衣，形制端正，用于朝见、燕居等场合，被视为士人常服之一种。诸服各有适用范围，不可混用，用错便是不合于礼。

上衣下裳的制度，是早期礼服形制的基础。古人以衣为上衣、裳为下裙，二者分裁，象征天地上下之分。后来又有深衣一类的做法，把上衣下裳连缀为一体，形制整肃，便于行礼。深衣在礼书中被视为庶人与士人皆可服用的形制，用途较广，其裁制方式在后世也多有讨论。

礼服的配饰与附件，同样是形制的组成部分。冠、带、佩、履与衣裳相配，各有名目与用法。佩玉是较受重视的一项，玉的形制与组绶的颜色，随身份而变；带的材质与宽窄，也有相应规定。这些配件看似细碎，却使整套礼服的规格更为完整，也便于在细节上区分等差。

服色与身份的关系，在礼制中颇为讲究。颜色、纹样、材质与佩饰，都依身份高低而有差别。天子用玄、黄一类正色，诸侯、大夫、士依次递减；佩玉之数与组绶的繁简，也各有等第。服饰由此成为在公开场合辨认身份的直观依据，不必通名，观其衣即可大致知其人。

这种以服色辨等级的做法，在隋唐以后逐渐制度化。唐代制定品色服制度，以服色区分官员品级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六品七品服绿，八品九品服青。品色服把身份与颜色固定对应，使服饰的等级功能更便于执行，此后各代多沿用其框架，只在细节上有所增损。

宋明时期，礼服制度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调整。宋代官服在颜色之外辅以革带、佩鱼等物，以标示品级；明代则恢复汉族传统服制，官员公服用补子标示品级，文官用禽、武官用兽，补子的图案与品级一一对应。服饰的等级标识，在两代各有其制度化的表达，也各有其工艺特色。

礼服形制的记述，主要保存在礼书与图像资料中。历代礼书对冠、衣、裳、带、佩、履等物分别作说明，并附图示意；传世的画像石、壁画、俑像等，也提供了可参照的形象。文献与图像相互印证，是今天研究礼服形制的基本方法，出土实物则往往可以补其未备。

近代以来，传统礼服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出，多在礼仪展演、戏曲舞台与学术研究中出现。与此同时，围绕传统服饰的整理与复原持续进行，古代服饰的形制、纹样与工艺受到系统研究。博物馆的藏品与展览，为公众了解礼服提供了直观材料，服饰史由此成为专门的学问领域。

从文化意义上看，礼服形制是传统礼制中物质性与象征性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一项。衣服的剪裁、颜色与配饰，被赋予与身份、场合相对应的含义，穿着的规矩成为礼的组成部分。理解礼服形制，也就理解了礼制如何通过日常可见之物来确立秩序，如何把抽象的等级转化为可触摸的形貌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，礼服形制更多是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对象。它的价值在于记录了古人如何用服饰表达身份与场合，也在于为传统纺织、印染与刺绣工艺提供了研究线索。这些内容适合以知识的方式了解，其中的等级观念则应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中去看，不宜脱离语境套用。

本条为古代服制与礼制的文化知识介绍，不涉及任何服饰定制与服务推介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