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马在古代不仅是交通工具，也是礼制中用以标示身份的重要器物。坐什么车、驾几匹马、车上有何装饰，都与使用者的地位相关。围绕车马形成的等级规定，是礼制把器物纳入秩序的一个典型例子。了解这些规定，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传统礼制的细密程度。

车马与礼仪的结合，很早就见于文献。《周礼》设巾车一职，掌公车之政令，依身份与用途安排不同的车与旗；又有校人掌马政。车马的配置因此不是随意的事，而与官阶、政事、礼仪场合相对应。这套安排被称为车服制度，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后代正史多设舆服志加以记载。

车马等级较直观的一项，是驾数，也就是一辆车所驾马匹的数量。古代礼书对此有明确规定，流传较广的说法见于《王度记》：天子驾六，诸侯驾五，卿驾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马匹数量随身份递减，地位越高，所驾马越多，等级序列一目了然，身份差别被直接换算成可数的马匹。

关于驾数，古代存在不同说法。汉代经学家郑玄主张天子驾四，认为天子之车驾四马，与《王度记》的驾六之说相左。两说并存，长期争论，后世学者各有取舍。这一分歧说明，礼书所记的等级规定在实际流传中存在版本差异，今人讨论时需注明所据，不宜只取一端而下断语。

考古发现为认识驾数提供了实物线索。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发现的车马坑中，有一坑内随葬六马一车，与天子驾六之说相合，为这一记载提供了实物旁证。同类车马坑在多地亦有发现，马匹数量的差别，成为判断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，也为研究当时的车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材料。

车的形制本身也体现等级。先秦的车多为独辀双轮，由马牵引，车厢称舆。依用途与身份，车有不同名目，如辂车、安车、轺车等。辂车多用于礼仪场合，装饰较为讲究；轺车轻便，多用于出行；安车则配置较舒适，供年高者或身份较高者乘坐。名目之别，对应不同的使用场合与身份。

车上的装饰与附属物，同样有等级之分。旗与盖是较显著的两项。旗的数量、颜色与纹样依身份而定，古代有王建大常、诸侯建旗一类说法；车盖的大小与数量也有差别。马的饰品如缨、铃等，也随身份变化。这些装饰把等级差异呈现在车马的外观上，便于在公开场合辨认，也使礼仪场面更具观感。

车马的配置与使用，还牵涉出行时的仪仗。身份较高者出行，随车而行的护卫、随从人数以及先后次序，都有相应规定。行进次序中，前导与随卫的安排，把等级体现在动的过程里。道路之上，车马的行止与让避，也多依身份而定，相遇时的先后与避让，本身即是礼的一种体现。

从制度与实际的关系看，礼书所记的车马等级，是理想化的规定，实际执行中往往受财力和时代条件影响。有的朝代依前代规定行事，有的结合现实作出调整；庶人用车虽在礼书上受限，实际生活中却未必尽然。制度与实际之间的落差，是研究这类问题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也是理解礼制运行的一把钥匙。

车马礼制的记述，见于礼书、史书与出土器物铭文。历代正史中的舆服志，对车马的形制与等级有专门记载，是了解相关制度的主要材料。考古出土的车马坑、车马器构件，则提供了可对照的实物。文献与实物相互参照，是复原古代车马制度的基本途径，也是服饰与车马研究通用的方法。

车马制度与政治秩序之间，也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。车服之制把等级可视化，朝廷借由颁行舆服规定来确认身份序列；臣下则依制用车，逾制即被视为越礼。因为车马便于在道路上展示，等级的可辨识性较强，这一制度在维持秩序方面有直观的作用，也因此受到历代重视。

随着时代推进，车马的交通功能发生变化。后世马车的使用渐趋减少，轿子、舟船等代步方式兴起，车马礼制的内容也随之调整。到近代，机动车辆取代畜力车，传统的车马等级制度不复存在，其规定多作为历史材料留存，成为研究古代制度与工艺的依据。

从文化意义上看，车马与礼仪等级反映出传统礼制的一个基本做法，即把生活中可感知的器物，纳入身份与场合的规范之中。车马数量、形制与装饰的差别，使抽象的身份差别变得可见可辨。这类规范为理解礼制如何进入日常生活提供了具体样本，也说明礼制并不只存在于典籍，还落在出行起居的细节里。

今天讨论车马礼制，更多是作为制度史与考古学的题目。相关记载与出土材料，为研究古代等级制度、手工业水平和交通方式提供了依据。这些内容适合作为历史知识了解，其中的等级观念则应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中去看待，不宜抽离语境作简单化的判断。

本条为古代车服礼制的历史文化介绍，不含任何车马使用与相关服务的指引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俗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