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到中国传统礼制，绕不开周代。相传周公制礼作乐，把从远古到殷商的礼乐加以整理改造，形成一整套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，后世称之为周礼。周代之所以常被视为礼乐文明的典范，是因为它把分散的习俗整理成体系，并使礼与乐相互配合，共同维系社会秩序。理解周礼与礼乐制度，是理解传统礼制格局的关键一步。

周礼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。商代祭祀频繁、礼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，周人在此基础上更强调以血缘与身份为基础的人间秩序。相传周公摄政期间着手整理，完善田制、官制、乐制与宗法制等，使制度覆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。《礼记》所说「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」，正是形容其条目众多、无所不包的状况。

周代的制度有其相互支撑的三根支柱，即宗法制、分封制与礼乐制度。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确立大宗与小宗的区分，并实行嫡长子继承，使家族内部的秩序得以稳定；分封制把宗族姻亲与功臣分派各地建立封国，形成周王、诸侯、卿大夫与士的等级序列；礼乐制度则把这些身份之别以仪节与音乐的形式固定下来。三者互为表里，共同维系着周代的政治与社会秩序。

《周礼》一书原名《周官》，记述周代的官制体系，把职官分为六类，即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。天官冢宰总揽六典之政，辅佐君王治理邦国；地官司徒掌邦教，负责民政与教化；春官宗伯掌邦礼，掌管祭祀与礼仪事务；夏官司马掌邦政，负责军事；秋官司寇掌邦禁，负责刑罚；冬官则涉及营造之事，后来以《考工记》补入。这一分工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。

礼与乐在周代是配合使用的。礼重在别异，区分身份高下；乐重在合同，使人在共同的情感体验中彼此亲和。因此，重要的典礼往往既有仪节，也有相配的乐舞，且乐舞的规模须与享用者的身份相称，不得随意僭越。这种以身份定用乐规模的做法，使等级关系获得了可以感知的形式。

具体而言，身份的差别体现在多项规制之上。就钟磬的悬挂方式而言，有王宫悬、诸侯轩悬、卿大夫判悬、士特悬的区别，悬挂的面数随身份递减。就舞蹈的队列而言，天子用八行、诸侯用六行、卿大夫用四行、士用二行，人数依次减少。就饮食所用的鼎数而言，天子用九鼎、诸侯用七鼎、卿大夫用五鼎、士用三鼎。凡此种种，都要求器物与身份相称。

这些规制并非单纯的排场，而是秩序的表达方式。在周人看来，若各人皆依其身份而行、各用其相应的礼乐，社会便不易混乱；反之，逾越规制则被视为失礼乃至不臣。正因如此，围绕用乐、用鼎、用舞的讲究，才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受重视的问题，也留下了不少可考的制度痕迹。

后世对周礼的记述，主要保存在三部典籍之中。《周礼》偏重官制与制度，《仪礼》偏重具体的仪节程序，《礼记》则偏重对礼的意义与原理的阐释，三者合称「三礼」。今本《仪礼》十七篇，涵盖了冠、婚、相见、乡射、燕食、朝聘、丧祭等主要场合；《礼记》则收录了多篇论礼之作。阅读这三部书，是了解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途径。

礼乐制度与周代政治观念紧密相连。《左传》有「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」的说法，而礼乐正是把祭祀与军事等大事加以规范的方式。相关的观念强调礼乐与征伐须出自天子，以此维护政治秩序。这种把制度、礼仪与音乐合为一体的思路，为后世认识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观念资源。

周礼的影响绵延久远。《周礼》所记的六官格局，与后世中央官制多有呼应，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以及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的设置，常被认为与六官划分存在渊源。与此同时，礼乐观念也影响历代典章与教育，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反复被援引的参照。虽则历代制度各有变化，周礼所确立的框架仍长期发挥作用。

孔子对周代制度评价甚高，主张在继承中加以阐发，并带领弟子整理相关文献，使礼的内容得以著录。经由儒家的传习与阐释，周礼的影响超出周代本身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制度的重要源头之一。了解这一段源流，有助于理解此后礼制为何总是上溯至周。

本条为周礼与礼乐制度的典籍文化介绍，不涉及任何仪式承办与付费服务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俗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