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传统交往中，怎么称呼对方、怎么自称，从来不是小事。称谓承担着标明尊卑、长幼与亲疏的功能，一句话里的称呼用错，交往关系就会立刻显出偏差。中国的称谓体系因此发展得相当细密，甚至出现了专门收录称谓的工具书。

称谓系统的基本规则是敬人而谦己，即对他人使用抬高性的称呼，对自己使用降低性的说法。前者称敬称，后者称谦称，二者成对出现，构成完整的交往语言。清代梁章钜编有《称谓录》，专门汇总各类称谓用法，供人查检参照。

称谓的使用规矩在礼书中有所反映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说君前臣名、父前子名，即在自己的君主或父辈面前提到同辈时须直称其名，不加敬称，以免在尊者面前抬高他人；《仪礼·士冠礼》记载冠礼中为受冠者命字的环节，此后平辈相称多用字而少用名，称字因此本身就是一种礼貌。与敬称配套的还有一批专用谦辞，称自己的意见为愚见、拙见，称自己的居所为寒舍、蓬户，称自己的文章为拙作，这些说法至今仍见于书信与致辞。

对他人亲属的敬称以令、尊、贤、贵等字为常见前缀。称对方父亲为令尊，母亲为令堂，儿子为令郎，女儿为令爱；称对方兄弟为昆仲、昆玉；称对方的妻子为令正。这些词在使用上有严格限制，只能用于称呼他人，不能用来指称自己的亲属。

对自己的亲属则使用带有降低意味的谦称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、家严，母亲为家母、家慈，弟弟妹妹为舍弟、舍妹，妻子为内人、拙荆，儿子为犬子。家、舍、拙、犬等字在这里并不表示贬低，而是交往中主动放低位置的表达方式。

对一般人的敬称同样成体系。称对方为君、子、先生、足下、阁下、台端，都含有敬重之意。足下是平辈或稍尊者之间的敬称，其得名有多种解释，一般认为与不直呼对方、借脚下位置代指的做法有关；阁下最初与官署、殿阁相关，后来不再限于身份，成为通用的尊称。

对帝王及相关事物的称呼则自成一格。陛下本指宫殿台阶之下，臣下不便直接称呼君主，便借台阶之下的侍从转达言辞，久而久之陛下成为对君主的敬称。此外还有圣上、天子等说法，而君主自称朕、寡人、孤，则属于另一套自我称谓。

书信中的称谓比日常口头交往更为讲究，因为文字会被留存，也更容易显出身份关系。有研究以清代官员吴大澂写给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信为例，说明写信人如何依据自己当时的身份选用自称与对对方的敬称，称谓在这里起到快速标明社会关系的作用。

官场中还有一套专门的谦称，用于表明写信人所处的科第与官职位置。例如在乡里居住的官绅给州县官写信时自称治愚弟，举人自称治教弟，正途贡生自称治晚生。收信人一看押署，便能判断对方的社会身份，这种功能是普通称呼难以替代的。

称谓引人注意的特点在于它会随关系变化而改变。两个人一旦因为婚姻、师承或职务而改变关系，彼此的称呼也随之调整，辈分与亲近程度都要在新的称谓中体现出来。这也解释了古人为何在书信中反复斟酌用词。

同一套称谓在不同场合还有不同变体。日常口头交往可以用较随意的称呼，正式书信则须选用对应身份的书面用语。称谓因此不仅是语言习惯，也是交往场景的标记，写作者需要同时判断对象、场合与关系远近。

自称的用词随时代不断更换。先秦人多自称吾、余、予；秦汉以后书信中常见某、仆；唐宋以来又有愚、不佞一类说法；明清官场通行晚生、愚弟等带科第信息的自称。1912年以后，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废除大人、老爷等旧称，官场改以官职相称，民间则用先生、某君，称谓由此朝平等方向转变。各地亲属称呼的差异尤其明显，同为父亲的姐妹，在不同方言区就有姑母、娘娘、姑姑等多种叫法，这也是称谓难以统一的原因之一。

近代以来，称谓体系整体趋于简化。等级性较强的旧称大量退出日常使用，平等化的称呼方式成为主流，但谦辞与敬辞并没有消失，它们较多保留在书信问候、公文用语、商务往来与正式致辞之中。

需要留意的是，称谓是交往习惯而非固定公式，同一称呼在不同地域、不同年代的含义并不一致。了解传统称谓的构成原则，比机械背诵一套称呼清单更有意义，也更能帮助今人理解传统礼仪中谦己敬人的基本取向。

本条为传统礼仪知识的普及性介绍，不构成行为指引或服务建议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民俗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