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国学不能只说几部名著，还要知道这些书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。中国传统典籍数量庞大，古人很早就试图给它们分类，分类的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了后人对学术格局的理解。所以了解国学，绕不开它的典籍体系。

现存可见的较早系统分类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它把当时图书分为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六类。这一分类源自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的工作，他们的成果《七略》虽已散佚，主要内容却保存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，后人因此得以看到汉代图书分类的面貌，也得以借此了解当时存世书籍的大致种类。

从六分到四分，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。西晋荀勖编《中经新簿》，把图书分作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；东晋李充调整次序，以五经为甲部、史记为乙部、诸子为丙部、诗赋为丁部，四部的先后大体定型。到唐初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正式采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名，并细分四十类，四部分类法自此确立。

经部在四部之中位置居前。它收儒家经典及其注释研究之作，先秦的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春秋》等，以及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等，都归入此部。围绕经典产生的传、注、疏大量汇集，形成了层层累积的经学文献，读一部经往往要连带读几代人的注解。

史部收录各类历史著作。既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这样的纪传体正史，也有《春秋》《资治通鉴》一类的编年之书，还有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地理、职官、目录等门类。史部门类之多，反映出古人对历史记载相当细致，举凡一朝一地的政事与人物都有专门的书来承载。

子部的范围不易界定。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在此，兵书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类书、小说家以及释道二教的典籍也都在此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把子部细分为十四类，可见这一部的包容程度，也说明传统分类对专门之学并未完全排斥。

集部收文学作品，下分楚辞、别集、总集、诗文评、词曲等类。别集是个人之作，总集是汇集多人或一代之作，如《文选》《乐府诗集》都属总集。文学评论与词曲之作也归此处，使集部兼具作品与批评两个方面。

值得一提的是类书与丛书在四部中的位置。类书多归入子部，如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；大规模汇刻成套之书的丛书，则在传统目录中往往另作著录或散入各部。它们不专属于某一学科，却横跨四部，是典籍体系中较为特殊的一类。

四部的次序并非随意排列。在传统观念里，经是立身的根本，史是前代的镜鉴，子记各家之说，集收辞章之美，价值有轻重之分，次序也就有先后之别。这种观念影响了很长时间的读书路径，也影响了对各类书籍重视程度的判断。

四部分类法后来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达到相当细密的程度。该书在四部之下设四十四类，部分类目再作细分，并给每部书撰写提要，说明作者、内容与源流。今天想了解某一部古书的基本情况，仍常常要借助这部目录，它的提要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参考。

四部分类的局限也要看到。它难以安放明清以来传入的西方新知，近代图书馆因此改用按学科划分的分类法。不过在古籍收藏与检索中，四部分类仍然是常用的工具，尤其在古籍善本的编目与影印中一直沿用，熟悉它的人查书会更为顺手。

了解典籍体系，对普通读者有实际用处。知道一部书属于哪一部，就大致能判断它的内容性质；知道四部的次序，就能理解传统学者为什么重视某些书而少谈另一些书。这样的框架，比零散背诵书名更有助于形成整体印象。

四部分类之外，历史上还有过别的分法。西汉刘向、刘歆整理国家藏书，编成《七略》，把图书分作六类；其后的南朝宋王俭编《七志》，梁阮孝绪编《七录》，都采用七分的系统，名目包括经典志、记传录、子兵录、文集录、术技录、佛法录、仙道录等。这些目录大多已经散佚，类目却借助史志目录保存下来，让后人知道古人曾用不同的框架整理藏书，也说明分类并非只有一种可能。

目录之学的作用不止于查书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《校雠通义》中主张，目录要能做到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，也就是由类目的分合看出一门学问的来龙去脉。按这个标准，读一部带提要的目录，等于读一部简明的学术史。史志目录、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各有侧重，前者依托正史记录一代藏书，中者由官方组织编成，后者出于私人收藏与研究，合起来才看得出典籍体系的层次与边界。

本条为古籍文献与目录学常识的介绍，属通识性说明，不含任何功效承诺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