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十三经」是儒家经典的一组固定组合，指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孟子》十三部书。这套组合不是一次定下来的，而是经过上千年补充才最终成形，其中还包含了经与传、经与记的分别。

先秦时儒家有「六经」之说，指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部。后来《乐》失传，到西汉设置五经博士时，实际成为五部经典，「五经」之名由此通行。这时的经典与后世所说的十三经，范围还相差很远。

唐代以科举取士，明经科考核的范围逐步扩大。原来考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三经，又加上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与《春秋》三传，五经于是扩展到九经。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石经，又在九经之外加入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，形成十二经的规模，史称开成石经。

最后一经是《孟子》。《孟子》原本列在诸子之中，北宋以后地位上升，徽宗时成都所刻石经收入《孟子》，南宋时「十三经」的组合才告确立，并出现了经、注、疏合刻的汇编本。至此，儒家经典的范围大体稳定下来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「经」与「传」在十三经里是有分别的。《春秋》是经，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是解释《春秋》的传，被称为「春秋三传」；《礼记》是《礼》的记，与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并列而各有侧重，合称「三礼」。把它们合称十三经，是就整体文献而言。

「注疏」是阅读十三经必须面对的一层文献。注是对经文字句的注解，也叫传、笺、解、章句；疏是对注的再解释，也叫义疏、正义。经文、注、疏合在一起，才构成通常所说的十三经文本。注疏文字往往数倍于经文，却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与名物的解说。

各经的注疏出自不同时代的学者。如《周易》用魏王弼、韩康伯注，《毛诗》用汉毛公传、郑玄笺，《周礼》《仪礼》用郑玄注，唐孔颖达、贾公彦等作疏，晋杜预注《左传》，汉何休注《公羊》。这些注疏代表了汉魏至唐宋的经学积累，是经学史的实物见证。

把十三部经典连同注疏汇成一编，就是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南宋时已出现经、注、疏合刻本，明清又有多种成套刻本。清代阮元主持重刊，召集学者校订并附校勘记，这个本子后来成为流通较广的版本，今天的整理本多以它为底本，并参校其他版本。

十三经的形成，与教育、科举关系密切。经典范围的每一次扩展，往往伴随着考试科目的调整与官方定本的颁行。开成石经刻立于国子监前，就是为了给士子提供传习与应试的统一文本，这类举措反过来又固定了经典的面貌。

刻石传经也有更早的先例。汉代曾刻熹平石经，将儒家经本立石于洛阳，供人传抄校对，以减少传写中的讹误。此后历代多有石经之举，形式虽有变化，用意大体相近，都是为了让经典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文本。

读十三经，不必从头到尾硬啃。可以按性质分组：讲宇宙与占筮的《周易》，记政事文诰的《尚书》，收诗歌的《诗经》，讲礼制的三礼，记史事的《春秋》三传，讲伦理与言行的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，以及解释词义的《尔雅》。分组之后，各部书的用途就清楚了。

作为文献，《十三经注疏》的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汉代以来的注释与解说，其中不少原书已经失传，只能靠注疏间接了解。研究古代语言、制度与思想，这套汇编仍是常用的基础材料，也是了解传统经学门径的入门之书。

各经的成书年代并不一致。《诗经》所收多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，《周易》的经文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，《尚书》汇集上古的政事文诰并有今文与古文之分，《春秋》则是鲁国的编年史。它们本非一时一书，性质也不相同，后人把它们并列为经，看重的是其中共同承载的价值与知识，而不是成书年代的先后。

唐代为统一经说，命孔颖达等人撰《五经正义》，为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作疏，颁行之后成为科举取士的通行依据。此后贾公彦为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作疏，杨士勋疏《穀梁传》，徐彦疏《公羊传》，各经的注与疏逐步配齐，为后来汇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准备了条件。经学的注疏体系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层层积累起来的，一部经往往要连带读几代人的解说。

本条为经学文献与目录学常识的介绍，仅为通识性说明，不涉及任何实践指引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