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。作者司马迁，西汉左冯翊夏阳人，继其父司马谈之志，任太史令，利用国家藏书与实地见闻，用数十年时间写成此书。它在体例与写法上的创造，为后世正史提供了范式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明了自己著史的宗旨，是要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」。这三句话概括了《史记》的追求：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，贯通古今的变迁，形成自成一家的叙述。它不是简单排比史料，而有明确的著史目的。

《史记》的体例是纪传体通史。全书以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个部分组织：本纪记帝王大事与年代脉络，表以表格列出世系与史事，书记典章制度与专门事项，世家记诸侯与重要家族，列传记人物、民族与邻国。五者相互配合，形成网状结构。

书的部分主要记述制度与专门领域，如礼、乐、律、历、天官、封禅、河渠、平准等，涉及礼仪、音律、历法、天文、山川水利与财政，内容已超出人物传记的范围。正因如此，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代制度的概貌，而不只是看到个别人物的行事。

这种以人物为中心、又兼顾制度与时间的写法，是《史记》在体例上的贡献。此前的史书多为编年记事，以年系事；《史记》把人、事、制、时结合起来，既便于叙人物，也不失整体的历史脉络，因而被后来的正史普遍采用。

《史记》记述的时间跨度很长。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，是一部通贯古今的著作。正因为它写通史，所以在叙述上有较多自如之处，可以对不同时代的人物作比较与评论，也便于展现长时段的变化。

在史料处理上，司马迁重视实地考察与多方比对。他游历各地，访问故老，核验遗迹与传闻，又查阅皇家藏书，把不同来源的说法放在一起考量。篇末的「太史公曰」往往直陈己见，评论史事，这种夹叙夹议的写法也影响了后世史书。

《史记》还以文字见长。叙述人物时，它善于用细节与对话表现性格，使许多历史人物形象鲜明，情节富有张力。鲁迅曾以「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」称之，这句话常被用来概括它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成就。

就影响而言，《史记》确立了纪传体的基本格局，后世的正史沿用了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的框架，只是名称与分合有所调整。可以说，二十四史的整体形态，与《史记》所开创的写法关系密切，它像模板一样被反复摹写。

《史记》在流传中也有残缺与补续。原书部分篇目在汉代以后有散失，后人作了补写，版本情况比较复杂。读今本《史记》时，了解它的成书与流传过程，有助于分辨哪些内容出自司马迁之手，哪些是后来的增补。

历代为《史记》作注的成果不少，古注中较重要的有几种，分别侧重音义、训释与史实考订，后世常把它们汇合在一起使用。借助这些注本，读者可以先读懂文字，再体会其著史的用意。

今天研究《史记》，除了史学与文学的角度，还有文献与版本的角度。不同版本之间文字略有出入，校勘与辨伪因此成为一项专门工作。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整理本或注本入手，是比较稳妥的读法。此外，关于《史记》的成书年代、各篇真伪与记事断限，历来都有讨论，这些讨论本身也构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，需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逐步推进。

《史记》的世家一体，安排上颇有讲究。它主要记述诸侯与重要家族，却也把孔子与陈涉列入其中：前者为布衣而成为学者所宗，后者为起兵抗秦的首事者。司马迁把他们写进世家，说明这一体裁并不完全按地位高低取舍，而有自己的衡量标准，后世读史者常由此体会其著史的用意，也可见世家一体在实际运用中的弹性。

今本《史记》的文字，多与三家注合并流传。南朝宋裴骃作《集解》，汇集前人旧注；唐代司马贞作《索隐》，解释音义与史事，并时有考辨；张守节作《正义》，对地理与名物尤为着力。三书在宋代被合刻于正文之下，形成注文随文附见的格局，成为读《史记》时最常借助的注释系统，也保存了不少已经散失的旧说，对研究其文字与史事都有帮助。

本条为史学文献与学术常识的介绍，属通识性说明，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