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编年体通史，由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。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不同，它按年月顺序记事，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一线贯穿，使读者能看清事件的前后关联。这样的体裁选择，与它「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」的编纂目的相合。

编纂的缘起与官方支持有关。北宋英宗时，司马光受命设局专修历代君臣事迹，获准调用皇家藏书并得到笔墨供给；神宗即位后，为这部书赐名「资治通鉴」，并把旧藏书籍赐给他参考。有制度与藏书两方面的条件，大规模的编纂才得以展开。

全书的编纂历时较长。司马光为专心修书，离开京城到洛阳居住多年，带领助手遍阅官私史料，参考的著作数量可观。书成之时，他曾表示自己的精力都倾注在这部书上。这段经历常被用来说明编修一部通史的艰苦。

分工协作是编纂的重要特点。参与其事的刘攽熟悉两汉史事，刘恕对三国至隋唐五代用力较多，范祖禹长于唐史，几人按时代分担，先汇集材料，再由司马光统一裁定。这样的安排既利用了各人所长，也保证了体例的一致。

编纂的程序分为几步。先搜集史料，排比成「长编」，把同一件事的各种记载依次列出；再对材料作辨析，考订异同与真伪，写成《通鉴考异》；最后由司马光删削定稿，决定取舍与叙述。这种先广收、再考辨、后删定的流程，使成书较为严谨。

《通鉴考异》单独成书，是编纂方法上值得注意的一点。它记录了对不同史料的取舍理由，说明编者对哪条记载采取、对哪条存疑，读者因此可以知道书中的结论是怎么来的。这种把考订过程公开的做法，对后来的史学研究有启发。

在内容范围上，全书上起战国，下至五代，按年编排，凡关涉政治、军事、制度与人物的大事多在其中。它不取小说家言，而以正史与各类史料为据，力求叙述有本，遇到说法不一的记载则以考异的方式加以说明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体裁是编年体，但它并不排斥对事件的完整交代。遇到头绪繁多的大事，编者会集中笔墨，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，避免按年割裂。这种做法吸收了纪事本末的长处，使编年体在可读性上有所改善。

此书的编成也与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。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退居洛阳，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修史。个人的处境与学术的追求交织在一起，使这部书既是一部史料汇集，也带有明确的资政意图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后影响长久，后世有续修之作，也有为其作注、改编与节选的著作。其中音注与纲目一类的著作，或解释文字，或提要目录，便利了不同层次的读者。它把编年体通史推向成熟，与《史记》的纪传体一道，成为传统史书中两条主要的编纂路径。

从编纂方法上看，集体分工与主编裁定的结合是一种经验。分工保证速度与专精，主编统一体例则避免众手修书常见的驳杂。后世的大型史书编纂，多多少少都借鉴了这种做法。从这一点看，集体分工与主编裁定的结合，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的办法，分工保证进度与专精，主编统一体例则避免众手修书容易出现的驳杂不齐。

今天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不必求一次通读。可按朝代或专题选读，配合现代整理本与相关注释，先了解其编纂体例与取材范围，再进入具体史事，这样更容易体会到编年体的长处与限度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之后，为它作注的最著名者是宋末元初的胡三省。他耗费多年工夫写成音注，逐条解释文字、地理与制度，并对书中的记载有所辨正，使这部编年巨帙更便于阅读。后人研读《通鉴》，大多要参考他的注释，由此还形成了以这部书为中心的专门之学，注本与原著一并流传下来。

围绕《通鉴》，后世还形成了一系列续修之作。北宋李焘编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沿用《通鉴》的体例，专记北宋一代的史事，材料相当繁富；清代毕沅主持修《续资治通鉴》，把宋、辽、金、元一段的历史按年月重新编排。这些书接续《通鉴》的写法，使编年体通史的脉络在宋元以后得以延续，也方便读者把不同朝代置于同一时间线上对照。

本条为史学文献与编纂常识的介绍，属通识性说明，不涉及具体史事的评判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