骈文与辞赋是中国古代两种讲究形式之美的文体。它们都倚重对偶、声律与辞采，却又各有源流与用途：骈文主要用于公文与书札，辞赋则兼有铺陈描写与抒情言志的功能。了解这两种文体，有助于读懂大量古代公文、碑志与文学作品。

骈文的特征在于对仗与声律。所谓骈，本指两马并驾，引申为文句两两相对。典型句式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间，故骈文又称四六文。除了字数对称，它还讲究词性相对、平仄相谐，并大量使用典故与绮丽的辞藻，形成整齐而有节奏感的文面。由于形式要求细致，写作骈文往往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广泛的阅读积累。

骈文的形成有一个较长过程。汉代的辞赋已多用对偶与铺陈，魏晋时期文章愈趋骈俪，到南北朝逐渐定型。南朝作家在声律方面多有探讨，为后来近体诗与骈文的格律化准备了条件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专设篇章讨论对偶与声律，说明当时人已把形式规律当作可以研究的对象。

六朝是骈文的高峰。徐陵、庾信等人的作品对仗精工、用典绵密，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把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融入骈体，显示出这种文体并非只宜铺排辞采。萧统主持编选的《文选》收录大量骈俪之作，成为后世学习文章的重要读本，其分类编排的方式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选本。

唐代的骈文写作仍有佳作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以骈体写景抒怀，对仗工整而气势开阔，把地理形胜、宴饮盛况与个人感慨组织在同一篇中，长期被视为骈文的名篇。这说明骈体在能手笔下，也能做到辞采与情意的兼顾。

骈文长期承担着实用功能。诏令、奏议、碑志、书信等文体在相当长时间里都用骈体写作，因为对偶与用典能营造庄重整饬的效果。唐代陆贽以骈体撰写奏议，清代也一度出现骈文复兴的局面，可见这种文体在公牍领域的生命力。

骈文的局限也被后人反复讨论。过分追求对偶与用典，容易造成意思迂回、辞浮于意，阅读门槛也随之提高。中唐以后，主张写散体文的文人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，古文运动由此展开。可以说，骈文的形式追求与其批评者，共同构成了中国文章学的一组张力。

与骈文关系密切的还有辞赋。辞赋的远源是楚辞。战国时期屈原的作品以《离骚》为代表，句式长短参差，多用香草美人作比兴，情感浓烈，后世称之为骚体。楚辞的想象与抒情方式，深刻影响了此后辞赋的写法。

汉代是赋的兴盛期。汉赋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，铺陈宫苑、山川、物产与游猎，辞采繁富，气势宏大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以夸饰的笔法描写苑囿之盛，扬雄、班固、张衡等各有名篇，如班固《两都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，把都邑之盛写入赋中。

汉赋内部也有分别。篇幅宏大、以铺陈为主的一类常称大赋；由骚体演化而来、偏重抒情的称为骚体赋；东汉以后又出现篇幅短小、情感真切的小赋。体裁的分化说明，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表达重点，从描写外部世界转向抒发内心感受，篇幅与语气也随之变得灵活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赋进一步骈化，形成骈赋。这类作品句式整饬、声律讲究，江淹的《恨赋》《别赋》以骈句写人间离合，语言华美而情感低回。赋与骈文在此相互渗透，出现了许多兼具两种文体特征的佳作。

唐代把赋纳入科举考试，产生了讲究格律与限韵的律赋。应试之作在声律与用典上要求严格，虽受程式约束，却也推动了写作技巧的精密化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文人另辟蹊径，以更为自由的笔法写赋，为宋代文赋的出现做了铺垫。

宋代文赋以散句入赋，把议论、叙事与描写熔于一炉。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借秋声发议论，苏轼的《赤壁赋》在写景叙事中融入对人生的思索，语言流畅自然，打破了此前赋体过多的形式束缚。至此，赋从铺陈走向抒写情思与哲理，体裁面貌为之一新，也更便于读者体会作者的用意。

骈文与辞赋共同塑造了汉语书面表达的若干习惯。对偶的运用、声律的讲究、典故的积累，都通过这两种文体得到系统化的训练，并向下渗透到楹联、匾额、公文乃至现代汉语的成语与辞格之中。它们既是文学遗产，也是理解古代书面语的一把钥匙。

本条为古籍文献与古代文体常识介绍，只说明文体的源流与特征，不含任何功效承诺或应用指导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