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古书常遇到一种尴尬：字认得，句意却读不通。原因往往在于古今字义的差别，以及字形、读音的演变。传统学术中有一门专门解决这类问题的学问，叫「小学」，它包括文字学、音韵学和训诂学三个方面。前两者解决字形与字音，训诂则负责疏通字义词义，三者合起来，是阅读古籍的基本功。

文字学研究汉字的形体和构造。古人把汉字的造字与用字规律归纳为「六书」，即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。象形是描摹物形，指事用符号标示意义，会意把几个字合起来表意，形声由表意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组合而成。了解六书，就能大致判断一个字为什么这样写、偏旁又提示了什么。

东汉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，是文字学的奠基之作。全书分十五卷，按字形分部首，立五百四十部，收字九千三百余个，逐字说明本义并分析字形结构。它以小篆为主要字形依据，兼收籀文与古文，把秦汉以来的文字整理为一个有条理的系统。

《说文解字》保存了小篆等较早的字体，也集中了汉代训诂的成果，因而成为后世研究字形的起点。清代学者对这部书尤为用力，形成了以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、朱骏声为代表的「说文」之学。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疏解原书，指出前人疏漏，被视为研读《说文》的重要参考。历代字书前后的相承关系也值得留意。继东汉《说文解字》之后，晋代有《字林》，南朝有《玉篇》，宋代有《类篇》，收字与释义的方法各有推进；音韵方面，隋唐韵书与后世韵图互为表里。这些工具书层层积累，构成一条研读古籍时可以依循的线索，也是一部字书与一部字书之间彼此订补的见证。

字形之外，字音同样影响理解。训诂学正是借助形、音、义三方面的联系来解释词义的学问。传统上把训释方法大致分为三类：以字形推求本义的形训，以声音推求意义的声训，以及直接说明词义的义训。三者各有适用范围，实际运用时往往互相配合。

声训一法是训诂学的特色。古人发现，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，意义常有关联，于是通过语音线索去探求词义和同源关系，这种方法称为「因声求义」。它不仅用来解释词义，也用来解决古籍中的通假现象，即原文写的是借字，实际要读的是本字。

清代考据学者把因声求义的方法推到精密的程度。王念孙著《广雅疏证》，广采古音古义，订正旧说，被推为训诂学的代表作；其子王引之撰《经义述闻》，用同样的方法疏通经书疑难。父子二人的工作使许多长期读不通的文句得到合理解释，也纠正了不少前人误改。

训诂能解决的问题很具体。遇到古今异义，如「去」古义为离开、「走」古义为跑，望文生义就会出错；遇到通假借字，如借「蚤」为「早」；遇到名物制度词，如古代的器物、职官名称，都需要借助训释才能明白所指。

训诂与音韵、版本之学彼此依存。判断通假要看古音，校订文字要懂字形，考定词义有时还要比较不同版本。正因为如此，传统把小学视为治学的根底，认为不通小学而谈经史，容易流于空疏。

进入近代，甲骨文、金文等出土文字材料大量发现，为文字学增添了新的依据。学者们用这些早期字形与《说文》对照，既验证了许慎的不少判断，也修正了一些因未见古文字而产生的误解。文字学因此从书本扩展到实物，面貌更为完整。

对普通读者来说，借助工具书是过字义关的可行办法。遇到生僻字或可疑字义，查《说文》及其注本，或参考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等韵书和各类字典，通常能得到线索；把同一个字在不同文句中的用法对照起来读，印象会更牢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所藏的小学类古籍与影印资料，为这类查考提供了实际条件。研读字书、韵书和注疏，本质上是在重建古人的语言环境，这也是今天阅读经典时仍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。

需要提醒的是，文字训诂是语言与文献之学，其目的在于准确理解文本，不涉及对个人运程的任何推断。把字形、音义的研究用于理解古籍是正途，用它去附会命理之类，则超出了这门学问的范围。

训诂的成果多以注、疏、笺、章句等形式呈现。注偏重解释字词与名物；疏在注的基础上再作申说，并解释注文本身；笺则是对前人注释的补充。读一部带注疏的古籍，先分清哪一层是原文、哪一层是注或疏，理解起来会清楚许多。

本条为语言文字学基础知识介绍，不涉及命理、预测等内容。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家图书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