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传统绘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若干风格群体，后人常以流派相称。流派或以地域命名，或以师承、画法相近而聚合，或以绘画观念相区分。梳理这些派别，既可以看出题材、技法与审美取向的演进，也能看到不同时代对绘画功能的不同理解，因此流派不只是名录式的归类，更是一条理解绘画史的线索。

传统绘画的题材大致分为人物、山水与花鸟三大门类。人物画出现较早，多与故事、礼教相关，注重人物身份与神态的传达；山水画以自然景物为主，讲究意境的经营与空间层次的处理；花鸟画则长于描绘动植物的形态与生机，兼有工细与写意两路。三大门类各有技法积累，又彼此影响，共同构成中国绘画的基本格局。

早期绘画以人物为主。东晋顾恺之提出「传神」的主张，强调刻画人物神态而不止于形似，其人物画与画论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与礼教、叙事相关，线条的运用尤为讲究，线条的粗细顿挫、转折起伏本身就承担着表现性情的作用，后世把这种以线造型的方式视为人物画的基本功。

唐代绘画门类渐丰。阎立本长于人物与历史题材；吴道子以宗教壁画著称，线条流转飞动，后人以「吴带当风」形容其笔意；李思训、李昭道父子以青绿设色写山水，色彩浓丽厚重，世称青绿山水；王维则以水墨写山水，讲究意境的空灵清淡，被后世视为文人画的重要源头之一。

五代至宋初，山水画走向成熟。荆浩、关仝描绘北方山水的雄峻峭拔，董源、巨然则表现江南山水的平远湿润。南北自然面貌不同，催生出不同的皴法与构图方式，为后世山水画的多样风格奠定了基础，也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取法的图式，此后凡论山水者，多要追溯这一段源流。

宋代画院制度使宫廷绘画兴盛。画院画家多讲求精细写实，题材涵盖花鸟、人物与山水，形成所谓院体画的风貌，用笔设色都有较为严整的规范。与此同时，一批文人不满足于形似，主张借绘画抒写胸中意趣，文人画由此兴起，绘画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。

文人画的代表可举苏轼、文同与米芾。苏轼论画重「意」，强调画外之趣而不拘形似；文同以墨竹见长，一笔一叶讲究气韵；米芾与其子米友仁创用横点叠加的笔法表现烟雨云山，后世称为米点山水。这类绘画把文学修养与书法笔意引入画中，使绘画与诗文、书法彼此关联，逐渐形成诗书画一体的取向。

南宋画院出现一批影响较大的画家，后世合称南宋四家，即李唐、刘松年、马远、夏圭。他们在构图上善于剪裁，常以一角半边取景，留白较多，笔法简洁劲挺，画面显得清空疏朗。这一风格与北宋全景式的山水形成对照，体现出审美趣味由繁密向简约的转变。

元代文人多寄情山水。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被合称元四家，他们以水墨为主，重视笔墨本身的表现力，画面上题跋与印章渐多，诗、书、画开始紧密结合。黄公望的山水长卷以疏淡的笔意写江南景致，层层推远而气息连贯，历来被视为元代山水的代表。

明代画坛流派并起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继承南宋院体而有所变化，笔墨劲健；以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为代表的吴门四家活跃于苏州一带，兼擅山水、人物与花鸟，讲求文人趣味与技法工力的结合，追随者众多，影响广泛而持久。

明代后期，董其昌提出有关山水画源流的划分，把历史上的山水画归为南北两路，推崇以文人意趣为尚的一路。这一论述对后世品评绘画产生了长久影响，也强化了文人画在画坛的位置，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清代，成为理解明清画史时绕不开的话题。

清代画坛大体有继承与革新两种取向。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等主张研习古人笔墨，讲究法度与功力，作品严整；弘仁、髡残、朱耷、石涛则各有面貌，石涛更提出「笔墨当随时代」的说法，强调面向自然与自我。扬州一批画家以写意花鸟著称，画风不拘成法，后世称为扬州八怪。

近现代以来，上海一带汇聚众多画家，形成海派。任伯年兼取民间绘画与写生之长，人物花鸟皆能；吴昌硕以金石笔意入画，气势雄健，对后世写意花鸟影响很大。广东方面则有岭南画派，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等主张借鉴外来技法并关注现实题材，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。

上述流派虽各有取径，却共同围绕几个基本问题展开：如何对待形似与写意，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，如何安放绘画与诗文、书法的关系。正因为这些问题持续存在，中国绘画才在师承与变革之间保持了生命力，也在不同时代不断出现新的面貌。

本条为美术史与传统文化知识介绍，仅叙述流派源流与艺术特征，不作任何其他层面的引申。

资料来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